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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 A NIGHT WITH AI TOMINAGA
四月的上海，傍晚仍有凉意。在淮海中路武康路路口的一幢西式公寓楼下，里里外外围了两三圈人，有放学回家的少年，有遛狗的老人，也有在附近施工的民工。众人驻足围观一个二十多岁、模特模样的女子，面对镜头摆出各种撩人姿势。不断有人问，“你们在拍什么广告呀”，“这是谁啊”，却总也得不到回答。富永爱就在这群人的注视中，自顾自舞动腰肢，凤眼流波，和披风“做游戏”。她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根本不受干扰。 此番富永爱应Celine之邀，来沪宣传为其设计的母婴包。这是她第三次来到上海，但被问及最喜欢上海的哪里时，富永爱坦承，自己还是一个景点都没去。“你知道，我们模特总是飞来飞去，虽然去过很多国家，但每到一个地方，却只有单调地往返于酒店、摄影棚和机场，根本没空四处看看，”富永爱说着，脸上不乏失望表情。她并没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拍摄地点正是旧上海法租界的黄金地段，身后的武康大楼拥有80年历史，过去叫诺曼底公寓，是上海最早的古典立面外廊式公寓建筑，虽没有富永爱想去看看的环球金融中心有名，却是一处为大多数游客所错过的特殊景点。 “有机会的话，我想多去一些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地方参观，品尝上海的小吃——我非常爱吃中国菜。我还没去过北京，我也想去那边看看，”富永爱说。这位年轻妈妈爱吃爱玩，平时带着四岁的儿子“在日本住住，在巴黎住住”，近期最大的兴趣是在家里种菜。就在几天前，富永爱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离婚，出于礼貌，我们没有提起这个话题，但富永爱显然更大方一些。“我最近刚刚离婚，但是，此刻的我很快乐，”化妆时她没头没脑地迸出这句话，笑了出来，眼睛眯成一道缝，天真得像个孩子。 拍摄结束后，我们一路步行去不远处的一家本帮菜饭店用餐，富永爱换上便装，身穿黑西装、长T恤、牛仔裤和匡威鞋。（来上海不久前，她不小心在家中把脚摔坏了：“走路没问题，但一穿高跟鞋就疼。医生说，只要稍加注意，仍可以照常工作，但七月的定制服时装周怕是走不了了。”）正值用餐高峰，饭店客满，我们不得不在门口等待片刻。富永爱也没闲着，手中把玩一张ELLE编辑的名片，试着用日语读出“世界时装之苑”这六个汉字。不难看出，她对语言极感兴趣。富永爱说一口漂亮、流利的美式英语，标准的发音令你不敢相信，她在18岁去纽约闯荡前竟连一句复杂的英文都不会说。“那时我根本不会英语！我想当时的我只会说yes和no吧。”于是，富永爱不得不通过看电视来学习英语，“在地铁上偷听别人的谈话，就这样锻炼听力”。现在的她则又对汉语产生了兴趣：“如果我以后要学中文的话，是学普通话，还是学广东话呢？” “我最喜欢这种会转的圆台面了，典型的中国特色！”这是富永爱入座后说的第一句话。她热爱中国菜，嗜辣，几乎没有忌口，并对青岛啤酒和清炒豆苗情有独钟。“干杯，为了ELLE！”富永爱带头举杯，并故意学上海人的咬字习惯把ELLE的美式发音“艾欧”念成“艾勒”。酒过三巡，饭桌上的话题从美食、旅行聊到模特行业和中日韩三国对比。最后，富永爱用麻婆豆腐过饭，面对在座的几个不吃米饭的中国人，问：“怎么，你们不来点吗？” 翌日，富永爱终于抽空参观了豫园和外滩，大隐隐于市，当了一回普通的观光客，得偿所愿。
Q：说说你印象里的中国。 A：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很像，比较奔放，日本人都太拘谨了。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于儿时看的那些僵尸恐怖片，我可喜欢看了！另外我也爱中国料理。你知道么，其实有很多日本模特期待来中国工作，因为我们感觉这边的工作机会更多。虽然日本有很多时尚杂志，但那些走可爱路线的潮流杂志不适合我，而高端时尚杂志则不喜欢使用本土模特。 Q：你的工作要求你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那么，在你去过的地方中，你最喜欢哪里呢？ A：（苦思冥想）实在挑不住一个最喜欢的，硬要说的话，就是泰国吧，我特别喜欢普吉岛。我是一个属于海滨的女孩，喜欢阳光沙滩，爱吃海鲜。要不是经纪人督促的话，我愿意把自己晒得更黑一点。 Q：中西方文化差异极大，你刚到纽约时，有什么不习惯的么？ A：有太多不习惯的了！我18岁时第一次去纽约——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记得当时我最大的反应就是，“哇，这么多外国人！”虽然日本也有一些外国人，可没那么多。外国人打招呼的方式也让我非常不习惯，每当有人伸出手来要与我握手，我都觉得尴尬极了，完全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在日本一般是只鞠躬、从来不握手的。 Q：那时候你英语好吗？ A：那时我根本不会英语！我想当时的我只会说yes和no吧。我只有通过看电视学英语，在地铁上偷听别人的谈话，就这样锻炼听力。可能因为那时我还小，所以进步得还挺快。 Q：平时在哪里生活？城市和郊外，偏爱哪里？ A：在日本住住，在巴黎住住。相比城市，我更喜欢郊区，那里更空旷，也更接近自然。放假的时候，我会带孩子去公园，去海边，让他感受大自然。和儿子一起探索和发现大自然的昆虫和动物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乐趣。 Q：成为母亲之后，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一天24个小时，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但能做到的都会去做，比如说做菜，我都希望能自己亲手完成。生了孩子之后，我最大的变化就是生物钟的调整，比方说，即使晚归，早上还是一定要早起的。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我的母亲，她可真不容易啊！
[THE BUND]GIANT SHOES TO FILL他们是20世纪最后的时装大师，职业生涯从50年代横跨至今。现在，步入老年的他们正一个个告别我们，带走属于他们的光环和经验。大师之后，谁来挑起时尚的明天？“穿某人的鞋”在英语中喻意为新人继任，而大师留下的鞋，想必不太合脚。
大师：退，还是不退？ 随着去年Valentino谢幕及Yves Saint Laurent辞世，现存时装大师的年龄问题再度为时尚界敲响警钟。不管Karl Lagerfeld承认自己几岁，他毕竟早就年过古稀，而Giorgio Armani也已经75岁了。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几大品牌必将见证一次重要的掌门人换血。
穿着靴子死去 无论他究竟是76岁还是71岁，Karl Lagerfeld远未显露出创意上或精力上的衰退。在执掌Chanel的第26个年头，宝刀不老的他依然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亲自画每一张草图，以最快速度做每一个决定，监督试装，拍摄广告，出版新书，在巴黎和威尼斯举办发布会，面对媒体口若悬河。但现在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超人状态能保持多久？Lagerfeld还能为Chanel效力几年的时间？ 无风不起浪。早在2002年，业内便传说Chanel正秘密物色有才之士，同时整理Lagerfeld多年的作品档案，以备不时之需。在过去两三年内，Chanel的时装秀一次比一次场面恢宏、令人难忘，隆重的程度不亚于回顾展或告别演出。与此同时，关于大师即将隐退的流言不胫而走。据称，Lagerfeld已决定不再与Chanel的拥有者Wertheimer家族续约，离任后将被Lanvin的设计师Alber Elbaz所取代。但前不久，在《纽约时报》时装评论员Cathy Horyn的询问下，Lagerfeld没有肯定这一说法。 “别提了。”Lagerfeld辟谣道，“我会穿着靴子死去（西方谚语，指工作时死去）。” 显然，Lagerfeld是要仿效Coco Chanel，后者活到了88岁，晚年未受疾病折磨，在新系列发布前两个礼拜的一天夜里，平静地死于她在丽兹酒店的家中，身旁有女仆作伴。在去世前的一个电视访问上，Chanel曾宣称Yves Saint Laurent为理想接班人，不过彼时Saint Laurent已拥有自己的时装屋，他的地位不允许其任职另一个品牌。结果，Chanel的设计大权落入一个叫Philippe Guibourge 的人手中，他的成绩可想而知。创始人去世后的整整12年里，Chanel出名的只有香水，直到1983年Lagerfeld接手。 如今，Chanel的未来则取决于Lagerfeld的健康状况以及Wertheimer家族的选择。该家族从1953年起完全拥有Chanel，他们相对传统和保守的管理方式令Chanel独立于其他奢侈品集团之外，至今仍未上市。而在Lagerfeld退休后，这一情况却有可能得到改变。据设计师本人透露，Chanel大老板Alain Wertheimer曾私下表示，考虑在Lagerfeld退休之后把Chanel卖了。“他不一定会真那样做，但我很高兴他能对我这么说。”Lagerfeld说。
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1968年，Cristobal Balenciaga在事先未通知一人的情况下关闭时装屋，他的裁缝们直到第二天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丢了饭碗。时至今日，品牌背后的巨大商业利益却让这一幕不可能重演——在大师走后，时装屋仍将继续。因此，大师何时退休、如何找到称职的接班人、怎样应对过渡期，是摆放在品牌管理者面前的三个难题。 在Polo Ralph Lauren去年八月的年会上，不少股东在发言中指出Ralph Lauren已经69岁了。“你们有必要每次都提起我的年龄吗？”Lauren回应道，“我可没有水晶球，所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过我希望明年还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对现年75岁的Giorgio Armani来说，时间永远是他“最大的敌人”。和Lagerfeld一样，Armani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同的是，作为品牌的老板和唯一股东，他不单单需要为新系列操心。事实上，Armani的日常生活被无数的工作会议所覆盖，有酒店要开，有旗舰店要剪彩，有新香水要推出，你不禁怀疑他是否有空闲考虑退休的问题。 “你问我可曾考虑过退休？”Armani说，“我想是的。有些早晨，我会想，那就这样吧！我要去度假，去航海，去乡村，去遛狗，去收集毕加索的名画。但这就意味着我生命的终结，因为工作才是我的生命。没有工作的话，我的人生会陷入空虚。那时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肯定不会和老年人一起旅行，只有年轻人才能刺激我。是他们让我保持与世界接轨，一直走到今天。” 对时装设计师而言，一旦与时代脱轨，他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1990年代，Missoni的女当家Rosita Missoni在驰骋时装界30余年后逐渐对时尚失去了兴趣，最终于1998年让女儿Angela接管品牌。“那时的我仿佛失去了触角。”Rosita Missoni回忆道，“甚至连看时装杂志都成了负担。你必须在年轻、充满激情的时候从事设计，否则时尚于你只是枯燥的商业操作。” “不过，总有一天公司将不属于我们。”去年刚满50岁的Angela Missoni说，“我至今仍不知道我的孩子中有哪个愿意入主家族企业。我总是问自己还能工作多久，当然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幸运，但这份工作的压力太大了，我还是想把多一点的时间留给自己。”
后继无人的问题 同样是家族企业的Versace，也曾一度陷入后继无人的恐慌。1997年，Gianni Versace在迈阿密被意外枪杀，一年之后，他的妹妹Donatella接过设计大权，当时她42岁。“每个人都盯着我，希望我能变成Gianni，但这怎么可能呢？”Versace回忆道。“他们会指着我的作品说，‘如果Gianni在世的话，他会设计这些衣服吗？’我感到困惑和无助，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 此后八年，Gianni成了她的梦魇。季复一季，Donatella Versace交出让人失望的答卷，当Gucci式的性感大受欢迎，Versace式的性感却沦为过时的代名词。直到2006年，似乎一夜之间，Versace变了。发布会上出现了更大比例的日装，俗气的色彩组合被醒目的一色款取代，此外，Gianni Versace最著名的巴洛克印花不见了。“我必须做出这样的改变。”Versace解释说，“只要我做印花，就总有人拿我同Gianni做比较。” Versace的蜕变还归功于两位设计顾问的加盟——英国生力军Christopher Kane和俄罗斯人Alexandre Plokhov。2006年，Kane的圣马丁毕业作吸引到Versace的注意，因为“Christopher让我想起年轻时的Gianni。”Versace说。反复协商后，两人达成一项协议：Versace向Kane赞助面料，资助他举办个人发布会，作为回报，Kane负责Versace的女装设计，男装则由Plokhov负责。 业界普遍认为，Versace此举正是为退休做准备。 “我故意不给Alexandre太多曝光，因为我不希望他被别人抢走。”Versace说。 虽然时装屋向来人才济济，但许多时装大师都没有栽培接班人的习惯，这才在交接班时期吃了大亏。而66岁的Rei Kawakubo是一个例外。从1992年起，她先后为助手Junya Watanabe、Tao Kurihara和Fumito Ganryu设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牌。这些年轻品牌相互独立，但共存在同一把大伞下——Comme des Garcons。 Kawakubo表示，让Watanabe拥有个人品牌不是为了培养门徒，也不是为了进行品牌扩张。“我只是觉得他很才华。”Kawakubo说。“等我退休后，Comme des Garcons这个牌子会随之终结，但公司将继续下去。”
继任者：变，还是不变？ 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这批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设计师身处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市场的不景气，老板的不信任，评论家的不支持，都会令他们陷入困境。而且，他们永远无法避免和前辈之间的比较，最要命的是，几乎在每一场较量中，总是他们先败下阵来。
天降大任于斯人 1957年，处于事业巅峰期的Christian Dior在赴意大利度假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21岁的工作室助手Yves Saint Laurent临危受命，用一个系列就征服了巴黎，征服了时装界。《纽约先驱论坛报》时装编辑Eugenia Sheppard在发布会翌日的报纸中写道：“这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Dior系列。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都在流泪……整个巴黎都会因Dior后继有人而睡得更香。”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Saint Laurent的成功部分来自于他惊人的好运气。1950年代的人将对Dior的喜爱自然地转移到对Saint Laurent的喜爱上去，1980年代的人却对Lagerfeld的德国血统嗤之以鼻，认为他没有资格胜任Chanel这一法兰西优雅的代表。上世纪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传统时装屋都经历了不止一轮的设计师换血，但没有谁一经上任便得到百分之百的肯定。 就拿Saint Laurent来说，虽然他本人顺利继承了Dior的衣钵，可他一手创立的时装屋却让象Tom Ford和Alber Elbaz这样的明星设计师栽了跟头。Elbaz是第一个接手YSL的人。作为大师钦点的接班人，他仅仅推出了三个系列，还未树立起声望就在2000年被野心勃勃的Ford所取代。Ford对如何发展YSL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的四年任期内，Ford成功地将这家略显沉闷的时装屋重新带回镁光灯下，但“9/11”事件引发的经济滑坡影响了他在商业上的发挥，而且业内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批评，认为他的设计让YSL过度Gucci化。 穿大师的鞋本非易事，穿Saint Laurent的鞋更是困难重重。Elbaz在离开YSL后沉寂过一段时间，如今却在老牌Lanvin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相比Saint Laurent带给他的压力，Lanvin给予他相当大的创作空间，一方面Jeanne Lanvin过世已久，何况其成就和影响力也远不及Saint Laurent。回首往事，Elbaz这样形容他的老东家： “它是时装屋，又不是时装屋。它像一个家，而我则是上门女婿。Saint Laurent先生把他的‘女儿’嫁了给我，让我负责成衣。现在我离了婚，人们才说，‘噢，他原来很棒！’” 因为Saint Laurent是20世纪下半页最伟大的设计师，因为他深受爱戴，因为他的设计早已被神化，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YSL。于是继任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比较，一不小心便会出错。只要你的肩部线条不合格，或是使用了不恰当的用色，批评声就会不绝于耳。2004年，Ford和Gucci集团分道扬镳，此后，意大利人Stefano Pilati成了YSL的新当家。对几经周折的YSL来说，Pilati会是那个对的人吗？
在大师的阴影下 Pilati来自Miu Miu，2000年他离开米兰转投Ford掌舵下的YSL。一年中的大多时间，Ford都在伦敦生活，作为助手的Pilati却在巴黎接受YSL每个员工的审视，包括前台小姐。“他们统统讨厌Tom，却总爱和我说Saint Laurent的事，告诉我他以前是怎么做的。”Pilati说。 甫一上任，Pilati便意识到未来将充满坎坷。“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会在多方面受到攻击，因为我是意大利人，因为我没有什么名气，因为Hedi比我优秀，Alber比我优秀，Tom比我优秀……第一天我就知道。”Pilati说。接替Saint Laurent，意味着他将无法避免被观众拿来与前辈做比较。世人永远相信大师是不可超越的，何况有时连Pilati本人都这样想。“Saint Laurent创造了一切。我去时装屋的资料库参观，发现我能想到的任何点子都早就被他用过了，这种感觉相当可怕。” 时尚界向来对新人毫不客气，Frida Giannini的Gucci处女作——气泡肩外套，印花雪纺裙——曾让评论界惊呼“可怕”和“灾难”。“Tom Ford时期的Gucci是欲望的象征，可它现在却是如此保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买家说。 2005年春夏，Pilati的首个系列——波尔卡圆点，宽腰带，郁金香裙——被时装编辑们形容为“做作”和“老气”，而Saint Laurent的时装理应是体现女性权力和自由的。“这是最让我生气的，我失去了Saint Laurent时装的动感！我设计的衣服让女人看上去尤其脆弱，这不是我要的效果！”Pilati无奈地说。 在Elbaz看来，Saint Laurent时装的精髓是十全十美，但为了与时俱进，后人的设计必须带有一种刻意的不完美，例如把12件经典连身裙改造成12件男式衬衣。“（我的设计）是太过Saint Laurent了，还是不够Saint Laurent呢？这是YSL继任者的吊诡。”Elbaz指出。他的理论对其它时装屋同样适用。 接替Alessandra Facchinetti掌管Valentino的设计师组合Maria Grazia Chiuri和Pier Paolo Piccioli，首个系列是对Valentino的致敬之作，因为全无新意可言，被媒体批评为“缺乏原创性……如若只是重复过去，Valentino根本没必要退休。”一季之后，Chiuri和Piccioli反其道而行之，推出对Valentino来说过于性感的蕾丝迷你裙，同时避免了色彩的运用。这次尝试仍未服众。《纽约时报》的Cathy Horyn评论道：“Chiuri和Piccioli本身是配饰设计师，在他们的新系列里，我依然看不到他们作为时装设计师的能力。” 是太过Valentino，还是不够Valentino，Chiuri和Piccioli将在之后的系列里一遍遍地思考这个问题。
走自己的路 今天，不会有人质疑Lagerfeld在Chanel的地位。谁又记得，《女装日报》曾经刊登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人能取代Coco Chanel，连凯撒Karl也不行。人们根本不该做这样毫无意义的尝试。”那是1983年，Lagerfeld初到Chanel之时。如同现在的Pilati、Chiuri和Piccioli，当时的Lagerfeld也遭遇过“是太过Chanel，还是不够Chanel”的两难。据说曾有好事者搬出Chanel本人的原作，从各个细节对照Lagerfeld的版本，结果，从颜色到品质，从外套的比例到袖口的大小，均是Lagerfeld败下阵来。 26年后，Lagerfeld却用实际行动让人把对他的怀疑忘得一干二净。他是怎么做到的？凭借对Chanel的了解以及对时代脉搏的超强把握力，Lagerfeld在保持Chanel风格的同时，不断加入新鲜元素，让观众永不厌倦。他的灵感可能是Chanel的一张旧相片，也可以是Amy Winehouse或交响乐这样与Chanel不沾边的人和东西，而经典的Chanel外套是每个系列的根基。Lagerfeld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Coco：标志性的着装，满身的首饰，数不清的刻薄言论，像极了老年的Chanel。 可见，以Pilati为代表的年轻继任者除了需要才华和能力，还需要时间。时间能让他们日益了解时装屋的DNA，不断接近品牌风格与个人趣味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时间能让他们证明自己，扫除外界质疑。2007年秋冬，时间终于在Pilati的身上起了作用。他的宽肩西装和阔腿裤造型被《纽约时报》的Horyn评为“再现了Saint Laurent的左岸精神”，同时亦掀起一股潮流，影响了包括Marc Jacobs在内的设计师。 Louis Vuitton在招来Jacobs任创意总监前不含时装业务，因此Jacobs没有继承大师的压力。John Galliano在Dior的前任是Gianfranco Ferre，后者在Dior的任期不算成功，而Galliano的设计风格在去Dior前即以成型，所以相对远离大师的阴影。在Galliano和Jacobs纷纷取得成功后，一部分继任者开始拒绝循规蹈矩，大胆走自己的路。他们中有继任Balenciaga的Nicolas Ghesquiere，继任Ferre的Tommaso Aquilano和Roberto Rimondi，继任Nina Ricci的Olivier Theyskens等。 在20世纪的时装大师集体谢幕之后，谁将成为新的大师？答案将在25年后揭晓。问题是，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坚持这么久。Lagerfeld对此存有疑虑。“时代不同了。”他说，“我来自石器时代，我们那代人每天要在工作室待20小时之久，经历严格的磨练，现在再也没有人会这么做了，因为是违法的。” 在Ghesquiere看来，他这一代的设计师需要有极强的抗压性和应变能力。Dior和Balenciaga能用一年时间研发一个新廓形，他们的接班人则每年至少有8个系列需要操心。“Balenciaga的历史能追溯到1937年，对我来说，我当然希望它能继续下去。现在的我非常安定，也非常热爱这份工作。”Ghesquiere说。他表示自己有信心坚持到25年后的明天。
[THE BUND] ITALIANS DO IT BETTER
六月属于男装，这是欧洲设计师发布来年春夏男装系列的日子。但在前往大牌云集的米兰及巴黎男装周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时尚媒体和买家总会先在佛罗伦萨逗留四日，参加一个名叫Pitti Uomo的男装展销会。如果说米兰男装周是意大利男装的名片，代表其最为光鲜和高端的一面，包罗万象的Pitti Uomo则能从全局角度反映意大利男装业的现状，毕竟在米兰做秀的品牌只有不到100个，而在Pitti Uomo拥有展台的品牌却有足足889个，意大利本土品牌占其中七成，从Replay到Corneliani，从Malo到Car Shoe，应有尽有。 并不为人熟知的是，佛罗伦萨排在米兰和罗马之前，是意大利最早的时装之都。1952年七月，9家意大利时装屋在佛罗伦萨皮蒂宫（Palazzo Pitti）联手举办发布会，吸引来一批刚在巴黎看完秀的美国买家和时装记者，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意大利时尚从无到有，一举成名。此事后来被喻为意大利时装的诞生，因此Pitti这个名字开始和时尚相关联，并在二十年后佛罗伦萨举办第一届男装展时被选作展名，沿用至今。和时装周一样，Pitti Uomo每年分春夏和秋冬两季举办两次，紧邻米兰男装周进行。 从1970年代开始，Pitti Uomo借着意大利成衣业蓬勃发展的势头茁壮成长，成为全球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男装展销会。它见证了意大利时装的辉煌，而当意大利成衣业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潭，它也难逃其影响。“本届展会开始前我忧心重重。”Pitti Uomo执行总裁Raffaello Napoleone坦白道，“但结果总算比预想来得好。”今年，来佛罗伦萨的买家和媒体较往年有所减少，不过参展商数量却不降反升；放弃米兰男装周的Laura Biagiotti，本季连续第二次在Pitti Uomo展出，现场只有两名男模展示新装。“在当前局势下，铺张地举办T台秀俨然不是最佳办法，”Laura Biagiotti公关主任Maria Stella Diana说。Pitti Uomo不似米兰，品牌在这里没有制造噱头、做形象工程的考虑，与买家见面、交易，目的仅此而已。 相信国人对Laura Biagiotti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其实，Laura Biagiotti的时装王国相当庞大，甚至曾于1988年就以首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意大利时装品牌的身份在北京做秀；今非昔比，该品牌如今在国内已基本绝迹（除童装）。在Pitti Uomo，象Laura Biagiotti这样较为陌生的名字多如牛毛。曾有统计，举凡欧洲时装品牌，半数来自意大利，但除了Gucci和Prada等人尽皆知的超级大牌外，大多在中国缺乏应有的知名度，其中不乏声名显赫的老牌，如Stefano Ricci。事实上，这家被奉为“领带之王”的昂贵男装品牌早在1994年便入驻上海商城，并在过去几年“悄悄”在西安、成都等五个城市开店。在意大利，优秀而神秘的时装品牌太多了，仍有很大一部分尚未开拓中国市场。 本届Pitti Uomo没有中国品牌参展，但展会上亦不乏中国人的身影。陈君峰是北京东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研发总监，他的防寒服品牌Snowimage曾通过莫斯科的服装展销会成功打入俄罗斯市场，因此陈君峰和他的同事此次来到佛罗伦萨，就是准备让Snowimage在Pitti Uomo的下届秋冬展会参展，以获取更多市场的认可。Snowimage的产品在中国生产，陈君峰认为其质量要比一般的国产服装高出一截，“甚至比许多外销产品都要好”。但是，至少目前看来，世人对“中国制造”的热情与好感仍远远不及对“意大利制造”的热情与好感，“Made in Italy”的金字招牌依然有其号召力和尊贵感。 对奋斗中的中国时装业企业家来说，意大利时装业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它的发达和繁荣无须赘述，但要知道，仅在六十年前，意大利却根本没有时尚产业可言。纵然意大利出产的丝绸、羊毛等纺织品驰名几世纪，Gucci和Salvatore Ferragamo的皮具早在二战前就扬名于世，可在服装设计方面，意大利在当时绝无影响力，一家罗马时装屋的工作以抄袭巴黎的最新款式为主，同今日中国的所谓山寨品牌无异。那么，意大利时装业何以发展得如此迅速？意大利制造如何成为质量和品位的保证？意大利风格又为何能让世人如此着迷？
一、意大利工艺 MADE IN ITALY 1、以纺织工业为后盾 若没有强大的纺织工业作坚实后盾，意大利成衣如何能在1970年代起飞？正因意大利纺织业长期以来钻研的是奢华面料，当意大利决心发展高档成衣时，设计师的想法才有可能化作现实。今天，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并称全球最出色的面料生产者。和从事大批量生产的中国不同，意大利纺织业致力于生产高品质面料和研发新面料，以满足高端品牌的需求。Versace男装设计师Alexandre Plokhov对此深有体会，“我最喜欢意大利的一点，就是这里的面料供应商几乎随叫随到，愿意为你做一切尝试。在纽约，这是不可能的。” 独特的区域分工，让意大利纺织业呈现出一幅有趣的版图。除米兰、罗马和佛罗伦萨这三个时尚枢纽外，意大利全国各地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面料和皮具生产中心，它们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例如，比耶拉是羊毛织物的生产中心，科莫湖区是丝绸基地，托斯卡纳大区则是制造皮革制品的重镇。意大利不仅时装公司多，面料公司同样数不胜数，为全世界高端品牌供应面料。而男装大牌Ermenegildo Zegna，最初也是靠生产面料起家，如今则拥有从面料、制衣到销售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完成了时装品牌的终极进化。可以说，只要能够保持这样强大的纺织实力，意大利时装就不会衰败。 2、工艺至上原则 没有什么比工艺更重要。意大利设计师深谙这一点：即便你没有出彩的设计，一旦服装或配饰的质量高到一定水准，成品效果自然水涨船高。即便在二战前后，意大利纺织业完全处于巴黎定制服统治下全无新意，质量从来不是他们的问题，法国设计师向来有从意大利进口上等面料和皮具的传统。如今，工艺与意大利制造同义，意大利时装的好名声最大程度来自于它一贯的高品质，同时，工艺与品牌的奢华感唇亡齿寒密不可分。“这里的一切都是奢华的，鳄鱼皮和皮草当然最为显眼，但只有当工艺融入每一个细节，才是真正的奢华，”Gucci设计师Frida Giannini说。 工艺贯穿于制衣过程的一系列环节之中，面料的加工和染色，皮革的切割和筛选，服装的剪裁和刺绣。一双Tod's经典款皮鞋的制作需涉及逾100道技术工序，一匹Ermenegildo Zegna生产的创新面料可能由三种不同织物创新混合而成。对工艺的重视意味着对传统的维护，虽然东欧和中国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使得在意大利国内开厂的成本显得过高，但不少品牌依然坚持本土制作，保证百分百的“Made in Italy”血统。 3、剪裁与定制 定制西服被英国人称为“bespoke”，在意大利则叫“su misura”。虽然早期受到伦敦Savile Row裁缝的影响，但很久以前罗马和那不勒斯的裁缝便以制作“如开衫般舒适”的西装外套闻名。对定制西服而言，剪裁和面料意味着一切。那不勒斯奢侈男装品牌Kiton为保证质量严格控制产量，从选料、量身到剪裁，每个步骤都完成得一丝不苟，总裁Antonio De Matteis介绍说：“我们的剪裁技术吸取了英法西意四国传统的长处。”从Ermenegildo Zegna、Brioni、Canali到Giorgio Armani，意大利男装界英雄辈出，它们的共通之处是将舒适和优雅注入现代男士正装设计中；特别是Armani，在1970年代推出不含衬里的休闲西装外套，引起一场男装的革命。 这些男装品牌的率先成功让意大利设计师将男装的一些特点运用到女装设计中：最重要的不是丰富款式，不是追求变化，而是保证不变的质量水准以及营造统一的风格。当风格成型，你所要做的只是延续和完善。
二、意大利风格 THE ITALIAN LOOK 1、迷人的意大利风格 说起意大利风格，最常用的两个词人不外乎la bella figura和la dolce vita，一个是漂亮身段，一个是甜美生活。意大利人向来标榜自己的优雅和懂得享受，随着1960年代罗马电影业的繁荣，意大利时装风格和scooter摩托车一起风靡全球。复古墨镜，卡普里裤，凉鞋，男士尖头皮鞋，裹身裙，Emilio Pucci的印花，Missoni的针织，无不是意大利风格的代名词，而后Giorgio Armani和Gianni Versace的成功更丰富了意大利风格的词汇。过去统治世界时尚的巴黎定制服（女装）和伦敦Savile Row（男装）都相对正式和刻板，要求从头到脚一身套装，意大利出品的高级成衣则象休闲装那样易于穿着和搭配，更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同时，意大利时装亦不忘保留极高的奢华感和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感。 在进入21世纪后，品牌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都或多或少削弱了自身的意大利风格，但意大利风格因为和精良做工、上佳品位联系在了一起，对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来说依然有其特殊吸引力。相比纽约和巴黎的设计师，意大利人一般不会在创意和实穿性的天平上顾此失彼。Roberto Cavalli和MaxMara的风格纵有千差万别，但他们的服务宗旨相对一致，那就是为顾客提供好看又好穿的时装。 2、征服美国 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美国。美国在意大利时装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首先“马歇尔计划”帮助意大利工业在二战后拨乱反正走出困境，而在意大利时装风生水起时，美国人又成了最大的客户。相比坏脾气的法国人，客气周到的意大利人总让远道而来的美国买家和媒体感到宾至如归。在买家和媒体的引荐下，意大利时装在热衷休闲装的富裕美国人中产生极大共鸣。虽然美国已有属于自己的sportswear，但却不如意大利时装性感和奢华。美国《妇女时装日报》前出版人John Fairchild曾回忆道，“意大利人是最早设计休闲装的，只要是Krizia和Missoni的东西，美国人不介意为此多花点钱。” 1952年的一期《Vogue》曾这样写道：“意大利时装如今有两大令人激动之处。首先，意大利生产的时装和配饰时髦而又活泼，是户外生活和度假时的理想穿着，因此非常适合美国市场。其次是意大利的面料，关于它的一切都充满新闻价值。”这段话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适用。 3、打造重点单品 皮具配饰，尤其是鞋和手袋，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意大利风格的流行。配饰以往被视作时装的附属品，如今却成为时装品牌最重要的摇钱树，以Gucci为例，年销售额有八成来自配饰，现任创意总监Frida Giannini原是配饰设计师。从1970年代开始，皮革产品成为时装屋收益最大的类别，意大利成衣工业正好赶上了这股潮流，并从中赚取了极大的利益。托斯卡纳大区是意大利的皮具制造中心，全国半数以上的皮具产品在此生产，Gucci、Salvatore Ferragamo、Prada等均在这里设立工厂。历史悠久的配饰制作传统让意大利拥有比别国多得多的配饰品牌，如以皮革编织手袋闻名的Bottega Veneta和专门制作性感细高跟鞋的Cesare Paciotti。 五花八门的针织品是意大利时装的另一大强项，Missoni、Laura Biaggiotti、Blumarine均靠设计针织衫起家。Missoni的一个系列需要动用不下20种不同织物，织布的纺织机并非手工操作，但具有手工活才有的精巧细腻；Laura Biaggiotti被誉为“开司米女王”，因为她是第一个在各种款式服装上使用开司米的人，此前开司米只被用于开衫等经典款。在意大利你能找到全世界最上乘的开司米，专门经营这种面料的公司包括Annapurna、Gentry Portofino、Fissore,和Malo等，它们的名字已是舒适和奢华的象征。
三、意大利行动 THE ITALIAN JOB 1、应对衰退期 2009年，意大利时装业开局不利，旗下拥有Gianfranco Ferre和Malo等品牌的制衣集团IT Holding因无力还清债务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同时数据显示，08年意大利时装业整体销售额下跌4%，更预计今年跌幅将达5%。意大利时装协会会长Mario Boselli年初表示，意大利时装业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当然，对Dolce&Gabbana和Giorgio Armnai等零负债的公司来说，一场经济危机将为它们带来巨大的商机，但一些负债严重的公司不得不面临破产的危险。 除Ermenegildo Zegna等几家大型集团外，意大利时装纺织业以大量小规模公司组成，相当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是家族企业。这些公司极有可能成为金融海啸的牺牲品。今年四月，在出巨资援助了汽车产业后，意大利政府向时装业出台1.6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在近三个月后的米兰男装周上，Boselli称“零售市场过去两个月的表现超出预期”，打折期的到来以及工业产量1.1%的增长都让Boselli看到曙光。但是，当前局势仍然紧张，因为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市场的低迷，意大利时装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额大跌16.2%。 2、抵御冒牌货 冒牌货侵权绝对不是摆在意大利时装面前的新问题，但直到本世纪初，许多意大利品牌仍对它们不屑一顾，认定冒牌货只能够吸引那批无力购买正品的消费者。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冒牌货足以以假乱真，让那些满足于自己“意大利制造”头衔的生产商不得不刮目相看。研究发现，光是在意大利，假货市场的价值就高达64亿美元，其中六成是时装和配饰类产品，在过去十年中，因为假货猖獗而导致的品牌利润损失，让至少4万人失去了工作。 意识到了冒牌货的威胁后，意大利时装业加大了对假货贸易的管制力度，用法律手段严惩假货生产者，通过海关监督非法走私，不少品牌更想尽办法让它们的产品不断翻新，增加成本，使之难以被复制。问题是，意大利时装业至今尚未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假货问题。法律界建议时装界通力合作，共同对付假货制造商，因为他们一般不会只复制一个品牌的产品，但各品牌互为竞争对手，必严格坚守自己的商业秘密，因此不可能合作。 3、培养后备力量 如果要给意大利时装业挑毛病的话，缺乏具有竞争力的新品牌是其目前最大的问题。进入1980年代末期后，意大利只出现了Dolce&Gabbana、Marni和Dsquared2这三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新品牌，不得不面对后继无人的尴尬。虽然新一代一线时装设计师中不乏意大利人，包括Stefano Pilati、Riccardo Tisci、Giambattista Valli等，但他们全都活跃在巴黎。不过，最让意大利时装业担忧的倒不是缺少设计人才，而是设计人才的创业问题，米兰大牌如林，这样的大环境本来就不利于新品牌的成长，特别是在不景气时期，大多年轻设计师选择为大公司工作，而非自己创业。 几年前，在意识到Giorgio Armani和Valentino都接近退休年龄时，意大利版《Vogue》主编Franca Sozzani策划出一个名叫“Who's On Next”的比赛，以扶植新人为己任。说是比赛，但“Who's On Next”的参赛者不多，且每位参赛者都由组织者精选而来，因此比赛的主要目的不是选出一个冠军，而是为参赛者搭建平台，让国外媒体和买家认识他们。在本届Pitti Uomo，两位非意大利人成为第一届男装版“Who's On Next”比赛的胜利者：德国裁缝Umit Benan在四位男装设计师中脱颖而出，俄罗斯鞋履设计师Max Kibardin则是配饰的佼佼者。 Kibardin来自西伯利亚，但他的同名鞋履公司却是在米兰注册的意大利品牌，全部产品由米兰附近城市Vigevano的工匠用古法完成，是纯正的意大利制造。Kibardin的获奖系列灵感来自阿兰德龙的电影《游泳池》，评委会对他作品的点评是：“当外国人才遇上意大利的工艺，效果令人惊喜。”得奖让Kibardin获得5000欧元的资助和在下一届Pitti Uomo的免费展台，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有机会一一会见美国百货公司的买家。“我很高兴他们能喜欢我的系列，因为以往美国百货公司总是相当保守，特别是在购买男鞋时，”Kibardin说。 [ELLE] Q&A: NATALIA VODIANOVA
采访Natalia Vodianova的矛盾之处，是你很难对她的灰姑娘经历避而不谈，反之，访问又将落入俗套，毕竟这个现代童话故事早已被讲述了千百遍。就像Natalia自己说的，“这都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我最大的孩子都已经7岁了。”那么，让我们告别所有的陈词滥调，直面童话之外、现实之中的Natalia，听她介绍自己的新身份——代言人，设计师，慈善家。
NATALIA THE STAR
下午1点，一身休闲打扮的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此番Natalia以Guerlain形象大使的身份来到中国，三天之内在京沪两地做宣传，临走前预留半天时间为ELLE拍摄独家封面。即便Natalia Vodianova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的面孔仍是家喻户晓的。小小的化妆间挤满了人，大家争相一睹她的芳容，比较眼前人和杂志上的那位有何区别。Natalia今年27岁，却长着一张少女的脸；她穿一双男式皮鞋，看上去比在场的每个人都要高。但和一般模特相比，她没有高得离谱，也并非触目惊心地瘦。 Natalia没有继承那些超模前辈的坏脾气，她简直人见人爱。与人交谈的时候，她直视对方的双眼，长时间地凝视（像从不用眨眼似的），直到看得你不好意思。走路的时候，她双肩后张，不摆动手臂，两腿虽不是纠缠的猫步，却仍与常人的步态有异——她知道众人的目光都停在她的身上。在一群中国人的围观中，她就是一位大明星。Natalia享受这种关注，她不羞于承认这一点：“老实说，我十分喜欢被人注意的感觉，我爱面对镜头。”
ON FAME
Q：欢迎来上海！听说这两天你有好几次都被路上的行人认出来了。 A：（笑）是的。你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有三个孩子要照顾，我没时间留意自己的知名度，也没人帮我负责剪报。（笑）所以每当在路上被认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到惊喜，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Q：成名的滋味如何？ A：这已经变成我人生的一部分了，我想我的知名度也是让我得到代言合同的原因吧。但是能被陌生人认识我总是特别高兴，让我庆幸的是，没有人对我凶巴巴的，基本上他们都挺喜欢我。（笑）而且他们谈论的不仅仅是我的外貌和我的工作，他们同样会谈论我的基金会，我的孩子…… Q：还有你的设计。听说你为Etam设计的第一批内衣在24小时内就销售一空，恭喜你。 A：谢谢！我简直太意外了。（笑）能取得这样的反响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因为我对此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当我接下这个工作的时候并没意识到设计会这么难，我自认很有经验，但事实证明设计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一直以来我所擅长的是当好一名模特，可设计完全不同，它牵涉到许多细节以及顾客心理的考量。因此，这次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我知道了合作的重要性，也学会了在设计的时候不能太以自我为中心，应该站在全体女性的立场考虑问题。 Q：和Guerlain的合作呢？ A：代言Guerlain是我的理想。我喜欢它的产品，欣赏它的形象，更为它的悠久历史骄傲。当我告诉朋友们我签下了这份合同的时候，他们都特别为我高兴。作为Guerlain的形象大使，面对媒体的提问，我能够轻松作答，因为我由衷地为能代表这个品牌而感到自豪。 Q：总之我们得感谢Guerlain把你带来中国。说说这次的旅行吧，有什么开心的事？ A：这次比我上次来开心多了，我遇见了许多有趣的人，最开心的是买了很多衣服！ Q：听说你在田子坊的La Vie店里买个不停，最后买了多少？ A：我买了大概30件！（笑）没办法，它们都太漂亮了，我回去以后一定马上穿！ Q：你这么爱打扮，怪不得去年《名利场》提名你为年度最佳着装人士。 A：其实我被提名好几次了。（笑）我爱时装，而且不认为这有什么肤浅的，衣服对女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它能帮我们调整心情，改善自信，也会让他人更尊重我们。 Q：你觉得你的穿衣品位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在工作中不断提炼的？ A：这个话不该由我自己说，不过Justin说我一直挺有时尚感觉的。刚到巴黎的时候，我的风格比较嬉皮，喜欢穿长裙配短外套；现在我则尝试更端庄、更优雅的造型，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看上去成熟一些。人人都说我像个少女，你不知道为此我有多痛苦，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的长相。
NATALIA THE MODEL
4点，Natalia终于结束了冗长的准备工作，正式开拍。为什么化妆和做头发要这么久？“因为完美的妆容和发型很重要！我必须看上去棒极了，才能拍出让人满意的照片，”她说。尽管有专业化妆师，Natalia仍坚持自己画上两笔；实际上，样样事她都喜欢插上一手。拍片前她要弄清拍摄的主题，选片时她会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她还自带服装。知道要为ELLE拍摄大片后，Natalia便亲自从国外借来两套Givenchy的新装，大方承认自己对这个品牌的偏爱。 没有人怀疑她的专业水平。Natalia把拍片比作演戏，她的不少作品早已成为时尚摄影的经典：在Annie Leibovitz的镜头下，她是扎着蓝发带梦游仙境的女孩爱丽丝；戴上宽檐帽、穿上松糕鞋后，她又是《出租汽车司机》中的雏妓爱瑞丝。此刻，她在沙发上时而正坐，时而侧躺，时而俏皮地趴着，被摄影师梅远贵称为“很有感觉”。完工后，大家围在电脑旁选片，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张张可作封面。Natalia则另有一番想法：“在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我在成为Natalia Vodianova之前，我拍的大片都是以突显衣服、突显场景为主；现在，我拍的很多片子则是为了突显我本人，到处都是我的脸部特写。我喜欢这种变化。”
ON MODELING Q：你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和所有大牌摄影师都有过合作，其中你最欣赏哪位，或者说，合作最愉快的是哪位？ A：我确实和一些大名鼎鼎的摄影师合作过，像Mario Testino、Paolo Roversi、Steven Meisel和Patrick Demarchelier，我同他们都有较长时间的合作。不过我实在不能从他们中挑选出任何一位，我不想得罪任何人，况且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但是私底下，我与Mario和Paolo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不仅限于工作范畴。 Q：你觉得我们的摄影师梅远贵怎样？你还给他取了一个绰号，是么？ A：（笑）没错，我叫他“Mei Testino”，因为他说他喜欢Mario Testino，而且他的摄影风格也和Mario的有些相似，你不觉得吗？虽然他的英语不太流利，我也根本不会说汉语，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Q：你和设计师的关系如何？Tom Ford和Valentino一定很喜欢你，他们都邀请你为各自的最后一场秀开场。 A：那是我的荣幸。特别是Valentino，他也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能参加他的最后一场发布会，当时的气氛实在让人动情。 Q：那Riccardo Tisci呢？ A：啊，Riccardo！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够了解他，因为他是个非常害羞的人。我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是Mariacarla Boscono介绍我们认识的——Mariacarla是我在圈内最要好的朋友——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这个人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私底下是从来不谈论时尚的，所以当他最后和Givenchy签约时，我们每个人都惊讶极了。刚上任那段时间他的压力很大，媒体对他不怎么客气，不过现在都过去了。我认为他是目前最棒的设计师之一。 Q：你最喜欢的是模特的哪部分工作？走台和拍片，你更偏爱哪样？ A：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很少走台了；我还是更喜欢拍片，特别是那种故事性强的大片。我的那部分最具创意的作品大多是与Grace Coddington（造型师）合作的，那些片子的主角并不是我Natalia，而是我所要诠释的角色。在拍片的时候，我总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因为我是整个作品的中心，我必须表现到位，才能达到制作团队里每个人的要求。我真的很享受拍片的过程，我非常、非常喜欢镜头。在镜头面前，我简直判若两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是挺腼腆的……好吧，也许我没那么腼腆。（笑） Q：对于如今模特过瘦的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A：我自己也很瘦，但我试图不让自己太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不过有的女孩确实瘦得不太健康，她们的样子让人心疼，而且她们别无选择。要是你穿不上样衣，你就得不到工作，这是这行的规矩。可我却也不认为这是时尚产业的错，事实上谁都没有错，设计师需要漂亮的形体，模特需要工作，这种情况不会得到改变。
NATALIA THE WOMAN
傍晚6点，拍摄圆满结束，访谈开始。此时，她正用那被Tom Ford形容为“肉欲”的眼神注视着我。Natalia最忌讳的是别人把她当成小女孩看待，她反复强调自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急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新角色：除了模特本行外，她在两部电影中客串演出，和Etam合作设计内衣系列，并在四年前一手创办“赤裸的心”基金会，为俄罗斯贫困地区的孩子建造室内活动乐园。但人们津津乐道的依然是她从一名水果摊女孩变成一代名模并嫁入豪门的传奇经历，这对Natalia来说多少有些不公。 不过，每当说起她的丈夫、英国已故子爵Edward Portman之子Justin，Natalia就会两眼放光；谈到孩子们时，她更是笑声不断。家庭已经成为她生活的重心，但作为一个要强的俄罗斯人，她不愿在职业和家庭中舍弃任一方，成功和幸福，她要两者兼得，没有两难。尽管自诩为“成熟、独立的现代成功女性”，Natalia在言谈中还是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孩子气的一面：举例子的时候会模仿他人的表情，说错话的时候会自打嘴巴——真是想要不喜欢她都难。
ON LIFE
Q：人们都说你过着童话般的生活，作为童话主角的你自己怎么想？ A：我不觉得自己生活在童话里，事实上我很努力地在生活。有人叫我灰姑娘，但我觉得这样对我不是很公平。我很幸运，命运给了我机会，但是如何抓住机会，如何走到今天，这些全靠我自己的努力。 Q：那么，是什么品质让你获得了成功？ A：乐观吧。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刻，我仍会看事情的积极面。至于成功，可能我在事业上已经很成功了，但我更看重的是生活上的成功和情感上的成功。我必须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为了做个好太太、好妈妈，有的时候必须对工作说不。 Q：Justin和你几乎形影不离，这次他怎么没陪你一起来？ A：因为这次的行程比较短，而且孩子们都大了，Lucas已经7岁了，需要爸爸看着他们。 Q：你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望？听说你的女儿已经开始学芭蕾了。 A：我对他们可没什么期望。（笑）作为父母，我们不想在孩子身上强加自己的意愿，毕竟他们是会长大的，将来会自己做决定。当然孩子是需要管教的，该骂的时候还是要骂，只不过我尽量不自己骂。（笑） Q：作为俄罗斯人，你的民族是否让你有所不同？ A：我想我们俄罗斯姑娘比常人刻苦。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要求我们学得更快，以适应变化求得生存。对一个英国年轻人来说，可能悠闲地喝喝茶、吃吃饭就能过一天，我可不行。当然我也需要放松，不过要是我成天碌碌无为，我是不会感到快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从事慈善工作，我感觉这是我必须做的，我要回报上天，回报我的祖国。 Q：那就说说“赤裸的心”基金会吧，为什么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A：说来有趣，我是在梦里想到的。我经常会这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最后在梦里找到事情的解决办法，很奇妙吧。“赤裸的心”其实来自一个俄罗斯寓言，讲的是一个军队在森林中遭到敌军的埋伏，于是将军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用其发散的光芒带领军队击退敌人的故事。“赤裸”的意思是百分百的真诚，做慈善的时候正需要你有这样的真诚。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好心会有好报。就拿我来说，我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纯粹只是为了那些孩子，但后来媒体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对此做了大量报道，更多品牌因此找到我——最后我也成了基金会的受益人。 Q：最后一个问题。十年之后，你会在做什么？ A：十年后我就37岁了，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在做什么。我不喜欢做规划，相信一切自有天意。不过我衷心希望我的基金会能发展得更好，这是我的梦想。我一直说我没有梦想，其实，这就是我的梦想。
[THE BUND] THE CAPTALISTS
随着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进入尾声，时尚界的人们开始尝试给这十年下定义。事实上，没有一种时装风格能概括2000年代，相较之下，这更是品牌集团化发展的十年，是奢侈品市场空前繁荣的十年，是Bernard Arnault跻身世界十大富豪之列的十年。如今，对时尚的讨论不可能避免对商业和管理的讨论，Arnault和他的对手们正和他们手中握有的几十个品牌一样，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豪门恩怨 Bernard Arnault年过花甲，身形高挑，目光狡黠；他是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的主席，当今法国最富有的人。今年1月，一条关于他的密会绯闻登上了法国《费加罗报》的头版，会晤的对象是François Pinault——PPR集团主席，法国排行第四的有钱人，Arnault的劲敌。Arnault的好友、比利时首富Albert Frère促成了这次破冰行动，此前，两位奢侈品业大亨已有十年没说过话了。 准确地说，Arnault和Pinault交恶的历史开始于1999年3月19日。那天，Pinault的PPR集团获取了Gucci公司42%的股份，力挫早前购买了34%股份的LVMH成为Gucci的最大股东，并正式踏足奢侈品行业——也就是Arnault的地盘。从此，这两人在多个领域展开了一系列较量。生意方面，Arnault在集团扩张之路上从未停下脚步，而Pinault作为后来者也很快树立了威信，在接连收购了Yves Saint Laurent、Boucheron、Balenciaga、Bottega Veneta和Sergio Rossi后，将Gucci打造成了如今全球规模第二大的奢侈品集团。在收购Gucci前，Pinault经营的是平价零售业和邮购业务；在同Pinault变成对手后，Arnault也放下身段染指低端零售业，成为家乐福的大股东。 政治方面， Pinault是法国上任总统希拉克的密友，曾帮助其招兵买马成功当选；而Arnault则与现任总统萨科齐私交甚好，不仅是少数见证了萨科齐与Carla Bruni婚礼的在场宾客之一，第一夫人更多次穿着Dior出席外交场合，为该品牌作免费宣传。艺术品收藏方面，Pinault是佳士得拍卖行的幕后老板，全世界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家之一，2006年在英国《艺术评论》杂志评选的现代艺术权力榜上位列第一；同年，他买下威尼斯的葛拉喜宫（Palazzo Grassi），用于展示个人收藏。Arnault当然不甘示弱，在Pinault买下葛拉喜宫仅五个月后，他向公众展示了“Louis Vuitton创意基金会”的设计图纸，力邀鬼才建筑家Frank Gehry合作，试图拉近和现代艺术的距离。 多年来，Arnault和Pinault之间是非不断，有时更不惜对簿公堂。2007年，Arnault收购法国《回声报》时遭遇一片反对声，超过200位政商界要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Arnault收购《回声报》，担心其可能会介入报道事务。这些人中包括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罗雅尔，卢森堡首相容克，以及Pinault之子François-Henri Pinault。早前，Arnault也曾起诉一名英国金融分析师，声称他在一份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中偏袒Gucci。这一切使得两人今年的神秘会晤更显突然，也许在更大的敌人——金融风暴——面前，过去的敌人就是现在的战友。
无商不“奸” Arnault出生于企业家家庭，他从小展露出成功商人的眼光，时刻为创业做准备。1976年，27岁的Arnault说服父亲结束家族公司在建筑方面的业务，将公司名从从Ferret-Savinel改为Férinel，转行经营房地产业。1984年，他买下破产中的法国前纺织业巨头Boussac，变卖其所有资产，唯独留下Dior时装屋和Le Bon Marché百货公司，由此开启了他称霸奢侈品行业的征途。 要成为不下60个品牌的主人，没有一点手段是不行的。1981年左翼总统密特朗上台后，法国的一大批保守派企业家选择背井离乡、前往美国发展事业，Arnault也是其中之一；在美国，他学到了一套日后被同事称为“100%资本主义”的工作方式，回国后让那些思维传统的法国同胞措手不及。Celine的创始人Celine Vipiana是这种不近人情的工作方式的第一位“受害者”。1987年，在公司无人继承的情况下，Vipiana夫妇开始与Arnault讨论并购事宜，Arnault允诺保留Vipiana夫妇在“创意方面”的决定权，可在合同签下的短短三个月后，Vipiana夫妇发现自己上当了：Arnault在Celine安排了新的管理层，剥夺了他们的权力。“早知道你会把我们轰出去，就算你出双倍的价钱，我们也不会把公司卖给你，”Richard Vipiana后来气愤地对Arnault说。 六年后，Arnault故伎重施，利用Moët Hennessy总裁Alain Chevalier与Louis Vuitton总裁Henry Recamier的矛盾，将新成立不久的LVMH集团纳入自己旗下。当时，两大公司合并的初衷是为了减少被恶意收购的危险，谁都没料到的是，危险出现在集团内部。1988年，Recamier拉拢Arnault投资LVMH，目的是同二人之力在管理层上击退Moët Hennessy方面的势力，哪想Arnault很快变成LVMH的最大股东，并在两年后最终把Recamier挤出董事会。 在用人方面，Arnault也公事公办，毫不留情。1989年，当Dior前任设计师Marc Bohan得知自己被效力了29年的公司解聘时，曾对《妇女时装日报》的记者说：“他们极其突然而又无情地将我抛弃，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无能的男仆。”遭到同样对待的还有Hubert de Givenchy。对于讲究绅士风度的老派欧洲人来说，Arnault的手段太过残忍；对他自己来说，他只是“为了公司的长远利益做打算”，在商言商，如此而已。
在商言商 Arnault首先是一名商人，他不是什么时尚人士。在为品牌作决策时，他运用的是商人的头脑，并非出于美学考虑。设计师的那些看上去纯粹发自于创意的设计，其实背后都体现着管理层的要求，例如2003年Louis Vuitton和村上隆合作的配饰系列，其实是“9/11”事件后欧美奢侈品市场出现颓势的情况下Arnault为扩大日本市场而作的决定。基本上，Arnault要什么，设计师就给他什么，只不过尽力美化罢了。 每次谈到他的品牌，Arnault总是反复提到“DNA”和“明星品牌”这两个词。他所说的明星品牌当然是Louis Vuitton——LVMH的赢利机器和Dior——他的第一个战利品。和大多数人以为的不同，Dior非但不所属于LVMH，正相反，它独门独户而且是LVMH的控股公司，控制着后者42%的股份。不难看出Arnault对Dior的偏爱，他理解这个品牌的DNA：当年没人看出John Galliano适合Dior，Arnault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当被问及如果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Dior他会不会卖时，他说：“我不会卖，因为这个品牌是无价的。” 在收购品牌的进程中，Arnault一路顺风顺水，但也不是每场仗都能打赢，投资过的飞利浦斯拍卖行及Christian Lacroix、Donna Karan等品牌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功，而在与François Pinault进行的Gucci争夺战上，他吃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败仗。 Pinault在上大学时被同学嘲笑其出身卑微，于是他一气之下辍学回家，在父亲的木材厂帮忙。他在那里白手起家，赚到第一桶金后，便将公司版图扩展到零售领域，后来就有了Pinault-Printemps-Redoute。1999年初，面临被Arnault收购威胁的Gucci向Pinault求助，后者陆续注资50亿美元成为Gucci大股东，几经周折，才与LVMH达成协议让其退出竞争。进军奢侈品行业对Pinault来说是个全新挑战，对此他的解释是：“作为商人，你必须一刻不停地做交易，买进卖出，否则你就会有出局的危险。” 50亿不是个小数目，以至于Pinault不得不卖掉手中一些赚钱的公司（包括他父亲的木材公司）以作资金支持，而紧随而来的“9/11”事件让Gucci股价大跌，使得Pinault其实多付了很多钱。被问及是否后悔时，他表示：“Gucci是最好的，你必须花最多的钱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世人愚蠢的是，他们只看重眼前得失，其实一比买卖真正输赢与否一时不可见，七年之后才能揭晓。”历时五年，PPR集团终于在2004年实现对Gucci集团的全面控股；十年过去了，Gucci每年70亿美元的营业额证明Pinault进军奢侈品行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2003年的一个晚上，Pinault将自己办公室的钥匙递到儿子François-Henri的手中，如今，François-Henri已经是集团的CEO了。对现年73岁的Pinault来说，他和Arnault的进一步较量将在他们的子女中展开，Arnault的长女Delphine和长子Antoine目前也已在LVMH位居高位。在孩子们眼中，父亲无疑是不可超越的。François-Henri Pinault承认自己与父亲的差距在于“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既是指投资的眼光，也指的是善用贤才的能力。
雇佣关系 Arnault最为时尚界称道的一点，就是他敢于在历史悠久、地位尊贵的巴黎老牌启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设计师，这在今天已成一种被证明是可靠的用人模式（最新案例是Phoebe Philo入主Celine），可在1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Arnault在启用Galliano和Marc Jacobs时都遇到公司内部的一定阻力，但是他一意孤行，并且成功了。不到5年内，Galliano和Jacobs就除去了盖在Dior和Louis Vuitton头上的“蜘蛛网”（Galliano语，彼时这两家公司被看作是只有妈妈级女性才用的过气品牌），把老字号打造成了全世界最赚钱的超级名牌。 但是，如果你认为象Galliano这样的设计师才是潮流缔造者，那你就错了，控制时尚走向的缰绳根本掌握在Arnault手里。2006年，Arnault在比较了Dior和它的首要竞争对手Chanel之后，要求Galliano在系列里增加套装的比重，因为那是Chanel的摇钱树。Arnault希望Galliano设计的外套能尽量宽松并遮住女性的臀部，那样的款式对身材要求不高因而最为好卖，不过这却违背了Dior和Galliano的时装精神，这个品牌的外套向来是追求小而紧身的。在这些时候，设计师就算心有怨言也不敢提出异议，毕竟他们只是一介员工。《华尔街日报》驻欧洲记者 Alessandra Galloni在一篇Arnault的采访文章中对Arnault和Galliano的老板员工关系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我不喜欢这只包。”Arnault在Dior总店视察早秋系列时对着一只红色镶边的帆布包说，“可以把它撤下来么？它根本不Dior，我不想在店里看到它。”在看模特展示新装时，他建议“何不把蒙在模特眼睛上的黑色蕾丝带也用在广告里”，Galliano的回答是：“如您所愿，先生。” 曾几何时，时装设计师就是自己创立的品牌的老板；到了今天，品牌几易其主，老板早已另有其人，仅有的例外是Ralph Lauren和Giorgio Armani。当设计师的意见和老板的发生冲突，很明显谁掌握着最后的话语权。在Pinault终于全盘接管Gucci时，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难题不是用人，而是放人。当时野心勃勃的Tom Ford和搭档Domenico De Sole向PPR方面争取更大程度的自主决定权，但Pinault如此辛苦买下Gucci，当然是为了自己主导Gucci的一切，因此一场纷争在所难免。最后，这场权力斗争以Ford和De Sole退出告终。回首往事，Pinault说：“我并不后悔，要是他能早十年为我工作，事情就容易解决得多。” 同样，2006年与Hedi Slimane的矛盾也把Arnault搞得筋疲力尽。整整一年，双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因为Slimane想要建立个人品牌，需要Arnault投资。“我对Hedi说，如果要我给你的品牌投钱——如今成立一个品牌要花很多钱——我就必须享有一定的决定权。我和Marc、和John都是这么做的。”Arnault回忆道，“但是Hedi说，‘不行，给我钱，你什么也得不到。’我就告诉他，‘Hedi，你必须回到现实。’”今天，Dior Homme和Gucci各自有了新的设计师，单从销售数字来看，它们没有因为明星设计师的离去而陷入衰退，Arnault和Pinault仍然笑到了最后。
共渡难关 不可否认的是，Arnault和Pinault虽是商场上的劲敌，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继承父业自力更生，同样眼光独到胆识过人，而且，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逆流，他们其实是坐在同一条船上，同进同退。2008年对两位奢侈品业巨头而言都是极为糟糕的一年，Arnault的财产随着LVMH股票下跌29%而损失了90亿美元，Pinault的日子也不好过：PPR集团股票跌掉一半，佳士得拍卖行无奈裁员，关于Pinault将卖掉佳士得的流言甚嚣尘上。 今年2月5日，LVMH公布2008年全年业绩，显示下半年的净收入下跌4.2%至11.4亿欧元，低于分析师们11.9亿欧元的平均预期，这更是2002年来该集团首次出现半年业绩下滑（信息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Arnault仍表现得相当自信：“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但是之后马上恢复了，一切发生得很快，印度经济也一样。所以我坚信我们的经济会复苏。” 在欧美奢侈品市场一蹶不振的当下，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持续繁荣让Arnault们看到希望，据LVMH透露，大中华区去年为Louis Vuitton贡献了多达两成的全球营收。至于Gucci集团，中国市场在2008年上半年更成就了高达97.8%的销售增幅。“中国是目前全世界给我最多惊喜的地方，每年我都要去那里2到3次，最近一次是大连，为我们的新店剪彩，”Arnault说，他预言中国将在5年内占据LVMH五分之一的营业额。“中国也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不如美国剧烈。十年前在欧洲根本没有疯狂购物的中国游客，现在他们正和日本人买得一样多，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丝毫不必忧虑。” Arnault还表示，在当前较低的股价下，收购竞争对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前，关于LVMH将收购Coach的传闻成为了纽约时装周期间的热门话题。“每次只要出现危机，我们的市场份额就会变大。大约6到8个月之后市场的情况就会好转，我们会抓住机会，”Arnault说。这又让人不禁好奇起他与Pinault密会的真正目的：是要进行新一轮交易，还是面对危机共谋对策？不过在现阶段，对会晤内容的任何猜测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附：主要对手资料 Johann Rupert 年龄：58 国籍：南非 身价：33亿美元 头衔：历峰（Richemont）集团主席 拥有品牌：Cartier，Piaget，Chloé，Alfred Dunhill等 1988年，Johann Rupert和父亲、南非商界巨鳄Anton Rupert一起将家族企业Rembrandt集团进行重组，通过成立历峰集团将烟草业务和奢侈品业务分开。今天，历峰集团排在LVMH和Gucci集团之后，是全球第三大奢侈品集团，总部设在瑞士。和它的竞争对手不同，历峰经营的品牌以珠宝和钟表为主，旗下钟表品牌在世界十大名表中占据五个席位，其中Cartier一枝独秀，其珠宝全球销量第一，钟表全球销量第二。 相比他的两位对手Bernard Arnault和François Pinault，Rupert行事低调得多，极少接受采访，甚至从不出席旗下品牌的新店开幕仪式。与其乘着私人飞机满世界飞，Rupert更愿意待在家里打打高尔夫球——他人生中最大的兴趣爱好。Rupert热爱他的祖国，直到今天，他仍住在出生地、一个叫Stellenbosch的地方。2005年9月，《Wallpaper》杂志有一篇文章称Rupert的母语南非荷兰语为“全世界最难听的语言”，作为报复，Rupert撤走了他旗下所有品牌的广告，包括Cartier和Montblanc等。
Alain Wertheimer 年龄：60 国籍：法国 身价：80亿美元 头衔：Chanel SA主席 拥有品牌：Chanel，Holland & Holland，G & F Chatelain 1924年，Alain Wertheimer的祖父Pierre Wertheimer在一个赛马比赛上认识了Coco Chanel，很快，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Wertheimer为Chanel成立香水公司销售No.5香水，Wertheimer分红70%，Chanel分红10%。Chanel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损失，她不断和Wertheimer打官司，却再未夺回自己香水的经营权。二战结束后，关闭了时装屋的Chanel在Wertheimer的帮助下东山再起，从此以后，后者也成了Chanel时装屋的主人。 今年已是Alain Wertheimer接手Chanel的第35个年头。他根本不像是全球最知名时装公司的老板，观看发布会时坐在观众席第三排，从不接受关于Chanel的采访；平日里，他和他的家人过着旧时贵族的生活，狩猎，养马，滑雪，管理葡萄酒庄园。同样神秘的是Chanel的管理方式，和它的竞争对手不同，Chanel是一家私营企业，不上市，也从不透露任何销售数据。就像Wertheimer的弟弟Gerald说的：“重要的是Coco Chanel，是Karl，是每个为Chanel工作的人，我们Wertheimer家族的人并不重要。”
Patrizio Bertelli 年龄：62 国籍：意大利 身价：25亿美元 头衔：Prada集团CEO 拥有品牌：Prada，Miu Miu，Church's，Car Shoe 1978年，Patrizio Bertelli和Miuccia Prada在米兰的一个服装展销会上相遇。Prada指责Bertelli的皮革加工厂抄袭她设计的手袋，后者极力反击，两人一见钟情，并于九年后的情人节完婚。婚后，Bertelli成了Prada的CEO，妻子掌管设计，丈夫负责管理。在Bertelli的一再劝说下，Prada开始设计女装、男装并开辟副线，将家族企业从一个箱包公司发展成现在的时装王国。但Bertelli脾气火爆，经常激怒身边人，据说他曾在一个工作会议上批评Prada设计的手袋“难看得让我想在上面撒尿”。 在Bertelli的带领下，Prada积极参与到了发生于1999年至2001年间的奢侈品公司收购浪潮中，先是和LVMH联手收购Fendi，再接连收购了Jil Sander、Helmut Lang等品牌，试图效仿LVMH和Gucci走上集团化发展之路。但随着两年前先后出售Jil Sander和Helmut Lang两品牌，Prada的集团化发展计划宣告失败。纵然主要品牌Prada表现优异，但因为集团并购失误欠下的巨额亏损，导致该集团目前仍处在负债状况中。
[THE BUND] TIME TO UPDATE YOUR LOOK
尽管男装界已经告别Hedi Slimane和Tom Ford的统治多年，但奇怪的是，这两位设计师依然操控着当今许多时髦男性的穿着。看过世界各地的潮流街拍后你不难发现，时至今日仍不知有多少男孩坚持着Dior Homme的纤瘦摇滚美学，或是Gucci的纨绔子弟作风；问题是，他们的打扮就算看上去再时髦，那也是2004年的时髦。因此，时装爱好者们，是时候脱胎换骨，拥抱一个新的形象了。
掌握本季的精神
首先，让我们弄明白这一季流行什么样的风格。在2009年春夏巴黎和米兰的T台上，设计师不约而同地用一种轮廓上更宽松、气质上更放松的形象取代以往那些以摇滚偶像为灵感的过于时髦的造型。休闲，随性，慵懒，散漫，甚至没精打采……这些词都能被用来形容这一季时装的情绪。在Burberry Prorsum，来自英国约克郡的设计师Christopher Bailey情归故里，他的模特头戴渔夫帽，身穿工装外套配长开衫，服装用色从青苔色、枯叶色过渡到石炭色，一切灵感皆来自已故艺术家导演Derek Jarman以及Bailey自家的花园。
Burberry Prorsum的系列可以被视为本季“随性优雅风（Slouchy Chic）”的一个典型，这种风格比dandy内敛，又比preppy活泼。在这里，“随性”的反义词是“做作”，设计师随意搭配经典款，去除不必要的装饰，以少胜多，让那些一本正经的、过头的打扮立马显得过时。假期，郊外，和煦的午后阳光一时之间成为新的灵感摇篮（和目的地）：Junya Watanabe和Hermes的模特提着行李厢出场，仿佛正要开启一段旅程；Lanvin和Ann Demeulemeester的模特穿短裤、拖鞋，戴宽檐帽，似乎在说“把每一天都变成周末”。由此可见，这一季的时装是为鸟语花香的野外、花房和咖啡馆而设——不是夜店，也不是会议室。
此外，以Dolce&Gabbana为首的设计师还将睡衣送上了T台，虽说这样的做法有些胡闹，却也从侧面体现出整个时装季的基调。《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时装评论员Suzy Menkes称，这是她印象中“领带出现频率最少”的一季；其实，同样“失宠”的还有衬衫。设计师在西装外套下大多搭配大领口T恤或线衫，避免太过正式的衬衫；如果出现的话，袖子也要卷起来，且多解两粒纽扣。
宁要优雅，不要时髦
观察各大发布会，我们可以将设计师的表现分为两个阵营，其一是以Gucci和Roberto Cavalli为代表的时髦派（hip），其二是以Lanvin和Dries Van Noten为代表的优雅派（chic）。前者首推小而窄、派对感十足的机车手皮衣和艳色牛仔裤，后者则主打轮廓较宽、气质更沉稳的长版西装和小格子长裤。本季，笔者建议你加入后一个阵营。如前文所言，那些紧身、酷、浮夸的派对造型不仅早已不新鲜，而且很容易落入打扮过头的俗套。当时尚的天平朝更成熟、更自然、更优雅的方向偏转，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对年轻人而言，不要惧怕正装的束缚，也不用担心缺乏亮点，优雅是真正的时髦，是永不过时、也无须费力的。
“优雅”一词早已被人说滥了，但我们可曾把它说得足够好？所以有两点请务必注意：第一，优雅是懒散的前提。本季流行的所谓随性穿衣法，并非鼓励你穿一切让你觉得舒服的衣服，而是要把正装（或次正装，如开衫和西短）穿出风度翩翩又不过分的优雅感觉。因此，请把球鞋和卫衣等运动装暂时收起来，转而选择考究的皮鞋、拖鞋（不是人字拖）及西装。设计师所说的美式sportswear，指的是可以让你方便行动的休闲服装，而不是要你真的穿着它们去打球。
第二，要会穿（dress up），而不要穿太过（overdressed）。不得不承认的是，一些听上去像陈词滥调的老法则依然适用——“少即是多”，“优雅即拒绝”，等等。它们的意思是：你不能要求一件衣服样样俱全，二流设计师往往喜欢在一件单品上加入肩章、腰带、口袋、破洞等等不必要的细节修饰，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纽约Barney's百货公司男装部门副总裁Tom Kalenderian说：“最明智的顾客不会选择那些张扬的设计，他们已对此感到厌倦。”同时，也要避免一身造型具备多个亮点，显得太“装”。例如，想要突出上装时下半身应选用保守的一色款，戴礼帽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再戴墨镜，此外，领结、背带、西装马甲等在本季也多少有点多余。
像穿开衫那样穿西装
在大致理清本季的潮流方向和dos and don'ts后，你就可以开始尽情打扮了。将新浪潮电影中的男演员视为灵感，Lanvin、Yves Saint Laurent、Hermes、Burberry Prorsum、Dries Van Noten等系列都可作为你的搭配向导，不妨按图索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你可能缺少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一件质地轻薄、易于搭配的长版休闲西装外套。当然，你可能要说，“我的衣橱里已经挂满各式各样的西装了”，但作为一位现代男性，你难道还会嫌外套多？毕竟，西装外套凝聚着过去一百年来时装设计的精髓，它是所有男装单品中最基本、也是最为变化多端的，换一种面料（羊毛/天鹅绒/麻/丝绸/涤纶），换一种领口（剑领/披肩领/宽领/三角凹口领），换一种纽扣（单粒扣/三粒扣/双排扣），就是完全不同的款式，何况轮廓、比例和颜色的变化更是层出不穷。
本季，你所需要的西装以单排单粒扣为最佳，颜色可以考虑藏青、浅蓝、浅灰、奶白等任何符合春夏和假期气质的色调（拒绝艳色），细条纹和小格子的也不错。它不能像dinner jacket那样正经八百、有着严格的修身廓形，但也不能完全没有廓形可言。必须重申的是，避免一切哗众取宠的细节（例如铆钉、水钻、镶边等），有时你宁可选择那些最普通的款式。Lanvin和Dries Van Noten的西装外套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有等你要亲手触摸才能发现不同。最先进的制衣技术让这些你所熟悉的面料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柔，重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但千万不要以为这看似软绵绵的外套就没有剪裁功力。
在驾驭这些西装的时候，你需要拿出“如同在穿一件卡地艮开衫”的随和心态。Lanvin的设计师Lucas Ossendrijver称，他设计的西装就是要像开衫那样轻便和易于穿着，没有垫肩，有的甚至不含衬里（这对外套面料的舒适度是种考验）；就算线条是窄的，也绝不会令人无法动弹。在“西装开衫化”的进程中，Jil Sander走得更彻底。设计师Raf Simons用拉链取代纽扣，用大色块把一件西装分割成上下两块，不同的不仅是颜色，还有面料：上半部分的面料选用很少在西装上出现的弹性棉和平纹织物，使外套更贴身。此外，本季你大可尝试短袖西装，像对待短袖衬衫那样对待它。
本季你还需要什么
除西装外套之外，你还需要大量各色（最好是无任何修饰的纯色款，颜色以干净、别致的为宜，朴素的扎染印花也可）T恤、开衫、套头线衫、风衣和较休闲款式的外套，因为本季的设计重点都在你的上半身。Prada和Burberry Prorsum的系列告诉你，这个春夏你需要时不时地敞开胸口露出锁骨，它们的T恤和线衫领口之大，足以和女装相提并论。为避免过度暴露，Burberry Prorsum将大领口上衣穿在外衣之下作打底衫，Prada也有在大领口T恤下套穿同色背心的搭配，并保持两层长度的差距以体现层次。当然，任何潮流都不是强制性的，你若是担心超大领口为你带来难堪，也可略作妥协追求比一般圆领略大的款式（必要时可用力撕扯），总之，请不要再紧紧勒住你的脖子了，放松是今季你该做的。
另外，本季的上装还应满足三大特点：长，薄，皱。Ann Demeulemeester的上装统统长得盖过臀部，这样的比例在正规场合显得不够得体，但对于如今的随性优雅风却再合适不过。至于身高不足者，Prada为你带来短至小腹的外套和套头线衫，拉长你的双腿。所以，你的选择应是要么极长，要么极短，切勿中庸。至于薄和皱，请去挑选质地轻盈柔软、有水洗效果的线衫和外套，不用担心起皱，这也是你的造型所要求的。Christopher Bailey形容他的Burberry Prorsum系列为“皱巴巴的经典款”，让服装有被穿过、被洗过的陈旧感觉，以雨滴和泥渍为灵感的印花更为服装平添随性感觉。不经意的褶皱同样出现在Prada的系列里，风衣的袖子被随意卷起，长裤像是忘了熨烫似的。
因为上装是本季造型的重头戏，你的长裤不用太过抢眼，简单的素色款即可，面料以丝质、麻质为主。如果你仍然认为最时髦的是瘦腿裤、吊脚裤、掉档裤，那你就错了。如今设计师喜欢的款式已不再走极端，而是收放自如的修身版型，无论轻微锥形还是轻微喇叭形，也只是点到为止。要是你还没有尝试过短裤配西装的造型，本季应该行动起来了。最时髦的是短至大腿中部的款式，搭配皮鞋和长袜，如Prada；不然，也可选择长至膝盖的款式，如Lanvin和Ann Demeulemeester。
如何完善整个造型？你需要一顶宽檐帽，一双体面的鞋头偏尖、不太圆的皮鞋，以及一双皮质或绳带式凉鞋。至于包袋，因为大体积手提包往往会拖垮整个轮廓，所以笔者不建议你出门带包；不过，考虑到现实因素，你不能把手机和钥匙塞进裤子的口袋，因此你也许需要一只小小的clutch bag，其实腕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女气。接下来，就能好好享受这明媚的季节吧。
[THE BUND] THE 1980'S REDUX
很少有一股潮流会这样大范围地覆盖整个时装季：在纽约苗头初露，从伦敦到米兰一路凯歌高奏，并最终为巴黎所肯定。在连续几季的暗流涌动后，八十年代大潮以压倒之势在本季卷土重来，四城胜利会师，形成少见的大一统局面。你不禁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设计师不约而同地踏上这班开往八十年代的列车？
影响与被影响
3月5日上午10点，全世界的时装精英聚集在位于协和广场的Crillon大酒店，焦心等待Balenciaga的新装发布会，这是巴黎时装周的第一场大秀。之前，八十年代风格已经席卷纽约、伦敦和米兰，因此设计师Nicolas Ghesquiere的创作不仅将决定巴黎是否“沦陷”，还有可能影响整个时装周的进程。在米兰，时装编辑和零售商对八十年代的反应已经从“错愕”、“抵触”发展为“接受”、“麻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Jessica Michault撰文写道：“到后来，人们心中的问题已不再是‘这场秀的主题会是八十年代吗’，而是‘八十年代的哪一部分会成为这个设计师的灵感’。”
结果，Ghesquiere用一个出色的、回归成熟女性化的系列让大家“失望”了——八十年代征服巴黎。经过三周的磨练，再细微的八十年代痕迹你也一眼就能识别出。尽管Ghesquiere称部分灵感来自印度纱丽、印花来自时装屋六十年代的样本，尽管《纽约时报》的Cathy Horyn将该系列解读为Yves Saint Laurent和四十年代，但都不影响你从那些折叠的缎子、天鹅绒、碎花、蕾丝抹胸和微翘的肩膀上，看到八十年代美剧《豪门恩怨》中贵妇Joan Collins的影子。
五个小时后，时装精英来到Ritz酒店观看Balmain的时装秀，他们毫不怀疑，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一场八十年代的狂风骤雨。设计师Christophe Decarnin被视作是本季八十年代风的始作俑者（Cathy Horyn精炼地形容其作品为“漂亮的垃圾”），有意思的是，他故意选择在Gianni Versace过去举办定制服发布会的场地——Ritz的游泳池——做秀。剪裁帅气的垫肩外套，短得不能再短的亮片迷你裙，Balmain的新系列同上一季如出一辙；它们不能算是原创性高的作品，前者模仿Balenciaga和Margiela，后者来自Versace和Alaia，但这并不阻碍Balmain成为时下最红、被最常抄袭的品牌。
本季，Balmain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在纽约，Alexander Wang致力于出品针对三十岁以下人群的、酷劲十足的夹克和短裙；在米兰，Peter Dundas接手Emilio Pucci的第一个系列完全避免品牌的经典印花，满目皆是派对装。此所以，在四小时后的Nina Ricci发布会上，那些吓人的垫肩和无跟厚底鞋不该让人感到如此诧异，Olivier Theyskens的新作仿佛是对Balmain的一种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师的“默契”，其实是一种跟风，大家都感受到了弥漫了几季的八十年代气息。对一般的设计师来说，如果没有跟风，他就要面临被孤立的危险，除非是Miuccia Prada和Rei Kawakubo这样的领导者。不管你喜不喜欢，2009年秋冬注定是属于八十年代的。情愿也好，无奈也罢，被误解、被唾弃的八十年代，正需要被人们重新审视。
重读一个时代
在世人眼中，八十年代几乎与“夸张”和“俗气”二词同义；长期以来，它被认作是上世纪时尚界所犯的最大失误。我们常听说设计师从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中获取灵感，却很少有人敢标榜自己的设计具有八十年代风格，毕竟，从宽肩套装到大波浪，那十年流行的一切都随着九十年代极简主义思潮抬头而沦落为“过时”的代名词。过时的不仅仅是时装，Claude Montana、Thierry Mugler、Romeo Gigli等八十年代代表性品牌接连中落，犹如时代变迁的牺牲品。
如今，这一传统观点却有可能得到颠覆。在时髦街头，Ray Ban墨镜从两年前开始复兴，接着是leggings、连身裤、一件式紧身衣（bodysuit）……一时之间，一度失宠的八十年代时髦信物摇身一变，成为最受年轻人喜爱的当红单品。而这些仅仅是八十年代回归的开始。在T台上，年轻一代设计师开始表达对八十年代时装三杰Montana、Mugler和Azzedine Alaia的崇拜之情。Stefano Pilati在Yves Saint Laurent挑战Montana的建筑轮廓；Christopher Kane靠模仿Alaia的迷你裙一战成名；Nicolas Ghesquiere则在Balenciaga继续着Mugler对漫画女英雄的刻画。
这一切都为本季的八十年代潮流打下伏笔。在长达十余年的dressing down之后，人们似乎又怀念起了那个珠光宝气、浓妆艳抹的年代。设计师嗅到了空气中的不安分，他们抓住机会，鼓励盛装，尽可能地再现和发展那些被束之高阁多年的戏剧化廓形，用夸张的整体造型模糊好品味和坏品味的界限——Marc Jacobs就是个中的行家里手。
过去的好时光
在早先结束的纽约时装周上，Jacobs兴奋地表示，八十年代是他个人最喜爱的一个十年。“在设计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正怀念纽约的那段黄金岁月。那个时候，我们夜夜精心打扮，是多么地充满乐趣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八十年代纽约夜生活为灵感的时装秀上，60个模特一人一套妆容和发型，活像旧唱片封套上花枝招展的Siouxsie Sioux和Boy George。
今年年初，Jacobs在Louis Vuitton重新推出八年前同已故设计师Stephen Sprouse合作的涂鸦系列。后者是八十年代纽约时尚界红人，Jacobs欣赏他的设计才华，并且对Sprouse曾流连忘返的Pyramid和Danceteria等传奇夜店心驰神往。无独有偶，在米兰的Gucci发布会，Frida Giannini显然把秀场当成了Divina和Plastic的舞厅，连衣裙的灵感被牵强地翻译成Tina Chow——另一个不朽的八十年代时装偶像。
曾出版过摄影集《So 80s》的派对摄影师Patrick McMullen，在不久前接受Style.com的访问时说，“你知道我最怀念八十年代的什么吗？我最怀念那些光鲜漂亮的人物。他们不单单是漂亮，还有自己的风格。Stephen Sprouse，Teri Toye，Dianne Brill，Billy Idol……对他们来说，每一夜都是盛装的一夜。” 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在让我们学习变性人Teri和派对女皇Dianne，每天花六个小时的时间梳妆打理，思考“今天晚上穿什么”。问题是，对于垫肩和套装、织锦缎和大浓妆，新世纪的女性做好准备了吗？
买张，不买账
至少对保守的美国买家来说，答案是个鲜明的“不”字。几季以来，零售商都在期待一个清晰的时尚大方向，因为明确的潮流能方便他们贩卖时装。本季，设计师出色地完成了该任务，但讽刺的是，这却不是零售商想要的结果。芝加哥专卖店Neapolitan的老板Kelly Golden对《华尔街日报》说：“我的顾客不会选择T台上的那些八十年代装束，她们需要今天能穿、下一季也能穿的不容易过时的衣服。”Golden认为，Jil Sander的高级面料、Prada的精良剪裁，才是金融危机下她的顾客会考虑购置的。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里，Cathy Horyn则批评许多设计师全然无视经济形势的严峻。“既然我无力拯救经济，我不妨找些乐子。”Marc Jacobs的这番话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本季许多设计师的心态。当一部分设计师在主动迎接新消费时代的到来（例如Karl Lagerfeld，年初他曾向媒体宣告炫耀性消费的终结），另一阵营的设计师则仍沉醉于疯狂的念头，这从越来越大的肩膀上就能可见一斑。Gianfranco Ferre背后的双人组Tommaso Aquilano和Roberto Rimondi本季也将目光投向八十年代（“我们在那个年代长大，”他们说），尽管Ferre的母公司IT Holding已申请破产保护，年轻设计师的表现（天鹅绒宝塔肩，外加过多装饰）还是让人觉得，他们根本不管公司的死活。
取精华去糟粕
如果说八十年代时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的话，首先就是它积极正面的精神。设计师大量采用奢华感强烈的面料，如天鹅绒和公爵锻；用浪漫的褶皱和精致的细节，用新颖的轮廓和复杂的搭配，激励女性重拾盛装传统。其次，八十年代时装对剪裁技术的高度重视，让本季出现了更多质量上佳的斜纹软呢外套和羊毛大衣。在流行了至少五年的可爱连衣裙后，时尚的天平终于向更世故的外套和裤装倾斜。
尽管Balenciaga的新系列偏重悬垂（对轻柔面料的褶皱、拖曳等处理），但剪裁才是时尚界本季的主旋律。Olivier Theyskens的新系列就比以往沉淀不少，他说：“通常我更喜欢和悬垂打交道，但这一次，我试图挑战更具固体感的时装。”在八十年代，Saint Laurent和Montana的作品已达到极高的技术巅峰，那些宽肩细腰的外套和连衣裙像石膏一样贴合身体，又拥有优美的形状和曲线。感谢八十年代风格的回归，我们在Jil Sander、Balenciaga、Yves Saint Laurent、Calvin Klein等品牌的系列里又看到这样高度雕塑化的时装。
本季将对八十年代时装的未来起到决定作用，这取决于消费者的选择。如果她们拥抱这一潮流，那么八十年代时装将迎来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胜利。否则的话，可能将来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会看到大垫肩和这么多的奇形怪状了。
[ELLE] COUTURE LIVES ON虽然对经济危机的讨论贯穿整个时装周期间，经验老道的定制服设计师却并不惧怕所谓的金融海啸。在Karl Lagerfeld看来，经济形势对Chanel的影响仅限谈话范畴，发布会场地从大皇宫变作银行旧址并不是为了缩减开支，而是为了反映世情。浮夸艳丽、挥霍无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Chanel以纸为灵感的素白系列预示着Lagerfeld口中“谦逊新时代”的到来。相对Chanel的新风气，Dior依旧我行我素地穷奢极侈，有时甚至动用足以做四套沙发的80码布料做一件晚礼服。John Galliano称，他的职责是激发梦想。其他时装屋也都选择无视危机，Givenchy在伸展台上铺满浪漫花瓣，Giorgio Armani将目光投向遥远东方，Christian Lacroix和Jean Paul Gaultier则坚持自我，顺便缅怀1980年代的辉煌。 在过去十年，每一季都有不同的声音宣判着定制服的死刑，几经风雨的时装屋兴许早已见怪不怪。今宵有酒今宵醉，与其作无谓的争论，不如为世人献上最好的时装。如今，Valentino迎来了两位新设计师，在创始人离任后，他们没有放弃。如果高级时装终将消亡，那也不是现在。2009年春夏，秀仍在继续。 对于75岁高龄的Giorgio Armani来说，于四年前逆流而上涉足定制服领域，除了是为满足高端顾客的特殊需要，很大程度上亦满足了他作为时装帝王的虚荣心——在征服了成衣界之后，他还要在时装的最高舞台上有所作为。本季，Armani踏上神秘的《上海快车》，1930年代的“东方巴黎”为他带来灵感：宝塔肩、祥云和牡丹印花，镶满亚光亮片的改良旗袍式连衣裙犹如一只精美的漆器花瓶。如果Armani的成衣系列多少有些一成不变，Privé系列则更注重时装的概念性和故事性：今季他将时装放置在立体美学的基础上制作、考量，关注点投向独树一格的中国古代建筑。我们可以看到由东方庭阁著名的飞翘式翼角演变而来的衣服肩膀及裤脚，而腰部则吸纳了反宇装饰特色，全部延伸出漂亮的弧形弯钩，并配以折扇流苏贯穿始终。 定制服在其制作过程中，习惯先用较廉价的白色胚布制成样衣，经多次审阅和修改，才用昂贵面料做成最终版本。Chanel的全白新系列，在乍看之下正是有着样衣的朴实无华；细密的蕾丝镂空、微小的水晶珠片、被最小化的滚边垂穗等细节，需要近距离观摩才能注意到，这便是Karl Lagerfeld所指的朴素新风格。以设计师最钟爱的材料——纸为主题，发布会动用了7000朵纸花装饰，制作工时长达4800小时。模特头上栩栩如生的山茶花和树叶为玻璃纤维纸品，由Junya Watanabe的御用头饰设计师Katsuyo Kamo亲力打造。Chanel的裁缝们也展现出过人技艺，将丝绸和乌干纱等“不听话”的轻柔面料拗出有棱有角的立体轮廓。羊毛套装和塔夫绸连衣裙呈轻微A字形，有着白纸的纯粹和挺括，以及被切割成几部分的假象；黑色亮片被用来勾勒线条，简单几笔，像是不久之前才用记号笔涂上去似的，生动非常。 时装设计师素有向艺术取经的传统，Yves Saint Laurent曾尝试用时装诠释梵高、莫奈和毕加索的名作，如今则轮到John Galliano。本季已是他两年内第三次将目光投向绘画，17世纪荷兰画家的作品成为这个系列的灵感来源：谨慎选用的中黄色、淡蓝色和暗红色全部遵循维米尔的调色盘，灯笼袖和波浪形长檐帽来自伦勃朗画中人的穿着，白底青花的Delft陶器花纹出现在裙身和下摆之上。发布会中没有一套裤装，New Look标志性的大裙摆继上季之后再度统治本系列，通过层层打褶，以营造走动时的轻盈感。新意在腰胯间展开：紧身束腰被植入上衣之中，外套在髋部隆起形成雕塑感的弧线，半身裙上围的布料按垂直方向在腰间折叠一周。 内衣外穿和情趣镂空向来是Jean Paul Gaultier时装的主题，在过去十年里他季复一季玩转这两个主题，乐此不疲。在这个以书法为灵感的最新系列里，各种高密度的镂空和网格解构史无前例地精细，体现了设计师创意的完善和工作室技艺的进步。非黑即白的蕾丝雕花、细密网眼、漩涡花纹等细节呼应着书法的主题。模特锁骨处的花结裙带细如发丝，仿佛是有一只无形的鹅毛笔在薄如蝉翼的布料上誊写花体字；白色服装用黑色薄纱随性勾边，效果犹如在宣纸上泼墨。结合1980年代的戏剧化轮廓，该系列的宽肩西装、大V领连衣裙展现出时装屋的剪裁技术，解构主义的风衣和紧身裤一部分变作透明网眼，西装外套则变身裹身裙。 在高级时装屋内，负责制作定制服的工作室一般至少有两个：一个专攻剪裁（tailleur），为所有面料硬挺的服装打版塑形；另一个负责悬垂（flou），将柔软面料制成拥有浪漫褶裥的裙装。Givenchy的新系列轻剪裁而重悬垂，此所以，如流水般线条曼妙的连衣裙成为发布会的主旋律。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家Lawrence Alma-Tadema为Riccardo Tisci带来启发，其作品中的柔和色调和静谧气质被设计师运用在轻纱罗曼之中。日装短裙多数采用高耸的爱德华肩膀和1980年代感的绷带细节，半透明的绢纱、绉绸被看似随意地缠绕、打褶、披挂在身体上，实则对制衣能力有不小的要求。Tisci沉迷于哥特式黑暗美学，因此每件作品都经过水洗、磨损处理，白色蕾丝做成的外套附有面纱、内衬胸衣，金属网面与锁链被漆成淡紫色，用来装饰以绸缎与薄纱制成的斜裁长裙。 身为色彩和装饰的大师，Christian Lacroix的时装常为简约派所不齿，对信奉“少即是多”的他们而言，Lacroix不仅永无止尽地在做加法（在肩上加一对蝴蝶结，在腰间加两朵饰花），而且似乎只加不减。但是，多年来Lacroix赢得了包括Julianne Moore和Daphne Guinness在内的一批忠实顾客，有时她们的选择能让你重新审视这位设计师。本季，色彩和图案的组合依旧层出不穷弹眼落睛，外套上盛开蔷薇花瓣，蓬起来的薄纱如瀑布般倾泻，紫红色雪纺长裙有着浪漫的曲线领口，从上到下颜色略微渐变。装饰虽然繁复，但因为创作者的用心，这些时装亦成为天下独一无二的收藏品。最后一席婚纱展现出Lacroix的精髓，多层次的裙摆上随意地挂着几封情书，正如假日旅店的温馨留言板——Lacroix的时装充满细节和回忆，其年代感好比古董，但古董未曾如此精致轻盈。 2008年，Valentino的60余年时装设计生涯走到了终点，然而对这家由他一手创立的时装屋来说，去年却是一连串挑战的开始。如何在创始人离任后尽快重振旗鼓，是摆放在品牌高层面前的问题，在放弃了原定接班人Alessandra Facchinetti之后，他们钦点配饰部门的设计师组合Maria Grazia Chiuri和Pier Paolo Piccioli为Valentino的新当家。定制服对于习惯和鞋包打交道的Chiuri和Piccioli无疑是一项艰难考验，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分析品牌DNA，将Valentino的经典款如数复制：褶裥外套，花苞连身裙，钉珠长裙，连同大量的荷叶边、蝴蝶结、羽毛。初涉定制服，Chiuri和Piccioli似乎还未学会充分利用工作室裁缝们无与伦比的手工艺，同样的面料折叠和立体剪裁，在他们手中就要较Valentino僵硬几分。不过，两人将来有得是时间习惯和钻研，至于他们的初次表现，至少观众席中的Valentino非常满意。
[ELLE] ANNA THE ROCK STAR
“Anna Sui不喜欢拍照。”公关小姐在我们采访之前特意嘱咐道，“上一家媒体拍得太久，她有些不高兴。”在时尚圈的人看来，设计师出巡就如同皇帝驾到，伴君如伴虎，谁都不敢丝毫怠慢。但别误会，Anna诚恳、幽默、待人有礼，她只是不爱面对镜头摆造型而已。正因如此，之后拍摄肖像照时，她端坐在沙发上，表现得略显拘谨。听到摄影师提出“放松一点”的要求，Anna尴尬地笑说“可是我不能……”，随即假装仰倒，意思是她无法躺在沙发上作出撩人的姿势，她不是那样的人。 时尚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许多人爱上时尚往往是出于对自身的种种不满意——或自卑于出身，或自卑于容貌——而踏入时尚界的过程无疑是一次华丽变身的过程。时尚有其点石成金的魔力，一旦披上美丽的外衣，你便是更好的自己，此所以Coco Chanel用优雅套装和富贵情人武装自己，生怕别人知道她是乡下人的女儿。对相貌平平的Anna来说，她用长刘海遮掉自己不那么漂亮的脸蛋，用宽松的长袖娃娃裙掩盖自己不那么纤瘦的身体，裙子上标志性的紫红色印花图案俨然是她的保护色。 接受采访的这天，她就是这么穿：来自08秋冬系列的连身裙，搭配牛仔靴。“我几乎天天这样穿，我总是穿我自己的设计。”永远的妹妹头、精致的红妆让人不好猜出她的实际年龄，只有手上的皱纹泄露天机；深色指甲油，左手戴有三只大手镯，右手两枚大戒指，不是紫色、紫红，就是黑色——她的颜色。甜美，怀旧，酷爱打扮，Anna给人的印象正如她的时装，像是来自另一个年代的洋娃娃，并且拒绝长大。 Anna Sui的发家史是解释“美国梦”的最佳案例。“你必须追寻你的梦想，即使它看起来不切实际。”她说，“这个来自底特律郊区的女孩是怎么能在纽约干出一番事业的呢？就是因为她有梦。”和大多时尚界前辈一样，Anna启蒙得相当早，四岁就立志要当一名时装设计师，甚至宣布同一身装扮在一年之内绝不穿两次。“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在学做饼干，我母亲见了便说，‘做菜不适合你，还是发展别的才华去吧。’”于是怀有时装梦的Anna学起了女红，并从时尚杂志上撕下启发她的图片整理成集，称之为“天才档案”（该收藏如今已颇为可观，在Anna的公寓里占据整整一面墙的位置）。高中毕业后，目标明确的Anna顺利进入纽约Parsons设计学院，离梦想更近一步。在那里，她结识了摄影师Steven Meisel和时装编辑Paul Cavaco，时至今日他们仍是极好的朋友。 1980年，Anna的第一个系列就拿到了Macy's百货公司的订单。整个80年代，她以独立设计师的身份在纽约时装界站稳了脚跟，但距离品牌发展之路，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直到Madonna穿着她的衣服去了Jean Paul Gaultier的发布会，那是1991年。“是她让我有信心举办第一场时装秀。”Anna说，“那天我和Steven去宾馆接她，当时她穿着一件大衣。她对我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于是她把大衣脱了，里面是一条我设计的裙子！她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衣服，还有Chanel的购物袋，但她选择了我的裙子，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一季之后，在Meisel和Cavaco的帮助下，Anna邀来Naomi Campbell和Linda Evangelista为她的处女秀走台。一年之后，她的第一家专卖店在纽约Soho开幕。 如今，Anna Sui在五个国家拥有32家专卖店，她的时装在全球300家商店均有销售。作为女性设计师，Anna从事设计的一部分初衷是为装扮自己，但她万万没想到她的时装在女孩中能产生这么大的共鸣。特别是在远东地区，她的香水和化妆品大受欢迎，Anna Sui成为日本和中国女孩最耳熟能详的时装品牌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Anna的亚洲面孔让她的产品在这里获得更多的媒体报道；另一方面，比起相对世故的巴黎女性，她的品牌形象更迎合亚洲女孩的口味。“我想这里的人可能会因为我是华裔而为我自豪，但最初我不曾意识到这一点。”她说，“最近几年，我愈加觉得自己免不了会带有中式的审美眼光。有人说我的用色极具中国风，我想就连我喜欢用的印花，尤其是护肤品包装上的牡丹花样，都很有中国味道。我还是很东方的。”
在90年代后期进军香水及化妆品市场被证明是Anna Sui品牌扩展过程中最明智的一个决定，正是这一举措使得Anna Sui这个名字为更多人所熟悉。“如果有人来我的店里并且只能买一样东西，我会建议她先买我的连身裙。不过要是她没有足够的预算，她仍可以买我的戒指、香水或者口红。我的一大工作就是让我的每一件产品都具有与时装相当的吸引力。”通过对底线产品的包装，Anna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顾客、特别是十几岁的年轻顾客，同时将自己的紫色怀旧美学付诸全线产品之上，最后，一个辨识度极高的品牌形象跃然而出。“你看到一支Anna Sui的口红，它不可能是其他人的；你看到眼影的独特包装，它只可能是Anna Sui的。” 今天的时装产业早已不仅仅是设计的较量、质量的比拼，一个品牌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形象是否清晰，受众是否明确。这种形象，不仅要能够吸引懂行的西方顾客，也要让发展中国家的顾客易于理解和接受。Anna Sui深谙此道。她聪明地将摇滚乐以及那个年代同她联系到一起，摇滚是她的标签，她的特色（她现在的最爱是Jack White的新乐队The Raconteurs）；每个女孩都知道紫色是Anna Sui的颜色，娃娃脸、牡丹花是她的标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Anna Sui即是一个新时代的、属于少女的Chanel。 和Coco Chanel一样，Anna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衣橱和梳妆台：你可以穿Anna Sui的短夹克、泡泡袖衬衫、长裤套装、公主裙、灯笼裤，可以擦Anna Sui的香水，用Anna Sui的全套化妆品；你可以用拎Anna Sui的蝴蝶包、绣花包，用Anna Sui的各款首饰；你甚至可以用Anna Sui的手机（2005年与三星合作）。和Coco Chanel一样，Anna为喜爱她时装的女孩们创造了一个世界，任她们徜徉其间。人生有许多活法，Anna为一些人提供了选择，你不妨过Anna Sui式的生活，听摇滚，逛跳蚤市场，怀念60、70年代，从你的眼里望出去，世界是紫色调、充满印花的。
走进Anna Sui的店铺，你仿佛置身另一段时间、另一个空间，它可能是80年代新奥尔良的一家小店，或者它只存在于你的想像里。木制地板，古董家具，熏衣草紫色的墙面上有泛黄的旧海报，洋娃娃随意地摆放在配饰旁边。Anna生性怀旧，她能在陈旧的和便宜的东西上发现美。她的香水——“Sui Love”的蝴蝶，“Dolly Girl”的娃娃脸——都像是旧货市场淘来的玩意，她的时装很多时候亦具有二手衣才有的时代感。这一切与Anna成长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生于1955年，青春期的Anna经历了摇滚的黄金年代，滚石乐队吉他手Keith Richards及女友Anita Pallenberg是她的时装偶像。而那时当红的设计师Emilio Pucci、Ossie Clark等则对她的设计风格产生深远影响，Anna至今仍会穿她读大学时购得的60年代Pucci旧衣。“Pucci的颜色点亮了我儿时的生活。”她说，“我偏爱那些经典、鲜艳的花色，非常波普。现在的人已经不知道怎么组合出如此欢快的花色了。” 但Anna知道。她的时装和Ossie Clark、Pucci式的时装一脉相承，衣服的结构、剪裁相对简单，强调印花和色彩组合，有着极高的平面视觉感。在以60年代美国纺织品设计师Alexander Girard的作品为灵感的2009春夏系列，取自墨西哥、西班牙、埃及的缤纷色彩传递着热带国家的热情和喜悦，各种扎染印花特别出彩，有水彩画效果的格纹，蜡笔画效果的小碎花，墨西哥方巾印花，玫瑰花蕾佩斯利花纹，太阳形圆点，蝴蝶拼花以及小马驹拼花。这一系列的娃娃裙向洋娃娃设计师Marilyn Neuhart致敬，Anna多年收藏她的娃娃，本季终于将洋娃娃的衣服变成现实。大项链及裙身上的鸟类图腾象征埃及，黑色刺绣斗牛士短夹克则代表西班牙。 Anna向来喜欢混搭，无论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牛仔、20世纪初的好莱坞默片明星，还是Andy Warhol的“工厂女孩”，她总有办法让这些灵感缪斯和谐共存。因此，Anna的时装系列好比一只巨大的文化大熔炉，锤炼而成的是只属于她的风格。“一旦我对一样东西产生兴趣，我就想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现在，我能把当下感兴趣的一切用时装的形式表达出来和大家分享，所以我想我拥有全世界最棒的工作。”看来，我们的女主角很满意她现在的生活。这个做着时装梦的女孩，正在继续编织她的梦想，但愿她能永远“女孩”下去。 不过，要是Anna当初没有投身时装设计，现在会在做什么？“我要做个摇滚明星！那将是理想的生活！”说完她自己先笑了。结束我们的专访之后，Anna前往恒隆广场视察自己的店铺，并与媒体及部分顾客见面。她的VIP顾客们——清一色的年轻女孩——人手一件Anna Sui的T恤，乖乖地排着队等候偶像的签名。有些女孩兴奋地冲她招手，Anna便微笑着招回去，用标准的中文发音说，“你们好，谢谢你们来！”她不知道这时候的她活像一个摇滚明星，到场的所有人都是她的铁杆歌迷。
[ELLE] PARIS: RECESSION CHIC
当道琼斯指数暴跌777点，忧心忡忡的时装编辑和买家来到巴黎看秀。首先迎接他们的，是Gareth Pugh的前白后黑盔甲服，是Balmain的艳色亮片派对裙；前者的难穿，后者的天价，都足以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但别忘了，时装素有其励志作用。想当年Christian Dior在战后法国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动用20码布料做一件晚礼服，这种奢侈，让彼时饱受贫困之苦的法国女性充满幻想而暂时忘却了烦恼。如今，身处金融风暴之中的女性又需要怎样的时装？是下降的裙摆，还是张扬的肩膀，是薄纱，还是织锦缎？ 让Karl Lagerfeld来解答这些疑问，他经验老道，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历经几个时代的经济危机。本季，他将位于康朋街31号的Chanel总店“搬”至大皇宫，除了一如既往在经典款上做文章外，并展示了多款皮革制购物手袋，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买！买！买！”。购物无疑能带来巨大满足感，但如果囊中羞涩，也不要妄自菲薄地同昂贵时装保持距离。Lagerfeld亦云：“即便是你买不起的东西也有存在的意义，光是看看它的感觉就已经很棒。” 时装设计师深知自己在这非常时期的非常职责，他们用尽浑身解数，为09年春夏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不得不感谢Sonia Rykiel和Maison Martin Margiela的周年庆典，充满欢笑与玫瑰花的热闹现场驱走了一切愁云惨雾。幽默、孩子气十足的元素遍布巴黎：无处不在的圆形和三角形活泼可爱，几何线条犹如艺术涂鸦，调皮的镂空，疯狂的鞋跟，硕大的首饰。一股熟悉的女性化潮流重新回归：温柔浅色，轻薄面料，宽松轮廓，褪色印花，羽毛和刺绣细节。 或许是为了反映政治潮流（奥巴马的当选），这一季的新装多次出现非洲的痕迹，从Miu Miu的围裙和古人印花到Louis Vuitton的木手镯和驼鸟毛半身裙。Junya Watanabe则从黑人集市获得灵感，模特头顶巨大的花朵头饰，身穿朴素的印花上衣和抓褶牛仔裙。不要被John Galliano所说的“部落时髦”吓到，这次Dior的非洲之旅只是点到为止，除了裸女图腾高跟鞋和Nefertiti女王发型，这个系列都是摩登的轻薄短裙。Louis Vuitton的发布会讴歌巴黎，但服装的用色却分明取自摩洛哥的大地——红土色、橘色、咖啡色的独特组合。来自非洲的古老美学被设计师拿来所用，服务于自己的视角。所以，本季流行的非洲风，与其说是正宗的非洲，不如说是被巴黎化了的非洲。 “我已经在Dior待了11年，我非常了解我的顾客。”Galliano自信地说，“她们会喜欢这些裙子的。”所以，设计师其实比你更清楚你自己的需求。他们并不急于交代一个新方向，在不稳定的局势面前，以退为进方是明智之举。设计师的保守是你的幸运，这意味着更多好看又好穿的时装，用Alber Elbaz的话来说，这样的时装让女性“不可抗拒”。Dries Van Noten的新系列正具有如此吸引力，白西装上黑色线条由疏到密，搭配金色亮片裙，线条放宽，优雅不低俗。在Lanvin，Elbaz多用塔夫绸和公爵锻等奢华感面料，除继续在自己钟爱的斜肩裙上动脑筋（有的使用了障眼法，看上去像是分离的上装和半身裙，实则为一整条连衣裙）外，还为部分衬衣和礼服增加了更多的装饰。 厌倦了来自高饱和度艳色的视觉冲击，温馨可人的浅色调悄然异军突起，薄纱、丝绸结合新鲜米色、腮红色，带出不同的年轻感觉。最成功的调色盘来自Stella McCartney、Chloe和Valentino，巧合的是，此三家时装屋都由女性设计师执掌。McCartney的系列由粉色和米色主导；Valentino用柔和的淡黄和浅紫中和品牌标志性的大红；Chloe的新装包含各种色彩，但全部被柔化处理，天蓝和白色、赭红和肉色的搭配天真纯粹，像个80年代的法国南部女孩。 九分锥形裤继续上一季的猛烈势头，通过变幻比例和轮廓，在Yves Saint Laurent和Stella McCartney的发布会上喧宾夺主，抢尽裙子的风头。在Chloe，金属光泽的高腰锥形裤看上去像大了两个尺码，搭配小背心后，呈现出上小下大的比例。短裤绝对是另一个亮点：除了Saint Laurent的宽身连体短裤，Valentino和Dries Van Noten均推出短裤套装，用热裤取代半身裙来搭配正装外套，不失为一种俏皮的新穿法。
[THE BUND] FINDING THE FOURNISSEURS
每年12月初，Chanel都会如期发布以城市为主题的“Métiers d'Art”特别成衣系列，今年的主题城市是莫斯科。过去几年，Karl Lagerfeld前后率领庞大的Chanel团队浩浩荡荡地周游了东京、纽约、蒙特卡罗和伦敦；今年，约莫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布会设在巴黎的Le Ranelagh大剧院举行。 长途旅行的开支减少了，但排场不变，奢华依旧：模特头戴“Kokoshnik”传统民族头饰，脚踩穹顶造型的厚底鞋，身穿曳地长披风、大红色套装或哥萨克族的阔腿裤。Lagerfeld从俄罗斯的宫廷礼服、民族服饰、苏联军装、芭蕾舞服中得到灵感，反映在他的设计上，是一节天花乱坠的历史课，一幅耀眼过头的“服饰绘”。但好在是俄罗斯（无论是当年称霸一方的沙皇俄国，还是如今崛起的俄罗斯新贵），穷奢极侈有了正当的理由。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时装，只要近距离观察之，你很难不臣服于那些精致的做工、华美的细节：巧夺天工的刺绣，镶满宝石的手镯和腰带，仿佛被洒上金粉的织锦缎，皮草滚边和羽毛下摆……而展现手工艺正是“Métiers d'Art”系列的宗旨。Chanel于2002年创立该系列，初衷便是彰显旗下手工作坊的高超技术，它们是：珠宝工坊Desrues、羽饰工坊Lemarié、刺绣工坊Lesage、鞋履工坊Massaro、制帽工坊Michel、金银饰工坊Goossens， 以及花饰工坊Guillet。这七家工坊犹如七颗“卫星”（Lagerfeld语），默默地、自愿地、持之以恒地，围绕着Chanel这颗恒星运行。
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者 时装周前的整整三个礼拜，位于蒙马特高地附近的Lesage刺绣工坊夜夜灯火通明，通宵达旦。45个刺绣工人——他们在这里被称为“小手”（petites mains）——排排坐在古老木制机器的两侧，熟练地将珠片和莱茵石绣于薄纱之上，他们必须按时赶制出至少50件作品。这些人真正具备点石成金的魔力，几百个小时的慢工细活之后，一件完成的定制服晚礼服价格动辄15万美元。 Lesage是法国最古老的刺绣工坊，有128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Albert Michonet，是高级定制服祖师爷Charles Frederick Worth的刺绣师；现年80岁的François Lesage于1949年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这座法国时装界的瑰宝。在以数间拥挤小阁间组成的资料库中，贮藏着60吨的亮片、丝线和钉珠，保存有65000份珍贵的刺绣样品，内容之丰富曾让John Galliano废寝忘食地研究至深夜。François Lesage不懂女红，他的天才在于知道如何翻译设计师的抽象要求。他记得有一次接到Yves Saint Laurent的电话：“François，给我做些类似水晶吊灯的刺绣，就像我办公桌上的镜子反射出来的那种画面——水晶吊灯，以及巴黎的天空。” “制鞋者的工作就是追求完美，”Raymond Massaro说，他是这家成立于1894年的鞋履工坊的第三代继承人。Massaro只有10位工匠，每年制作的纯手工鞋仅1500余双（每双价格在3000美元以上），其中的10%为Chanel的定制服系列而做。Michel的情况大致相似，拥有11位工匠，年产约4000顶帽子。慢工出细活，这些手工作坊不能满足大批量生产的要求，却提供顶级服务。在Lemarié，兀鹫、天鹅、孔雀和驼鸟的羽毛经过染色、修剪、卷毛和压碎，变成美丽的艺术品。
Chanel的拯救行动 这些工坊都有上百年历史，早在Coco Chanel执掌时期即以与之合作：Desrues为经典斜纹软呢外套提供“珠宝般精美”的纽扣，Massaro设计了著名的双色鞋，而标志性的山茶花则来自Lemarié。原本各自独立经营，但进入90年代后，均面临着后继无人、关门倒闭的危险。在1997年收购“法国最后一家羽饰工坊”Lemarié之后，Chanel陆续将其他六家长期合作的手工作坊纳入囊中（最新加盟的Guillet于2006年被收购），以保证Chanel的时装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今天的高品质。 感谢Chanel，这些原本默默无名的手工作坊如今已为更多人所知；感谢Chanel，巴黎时装逾百年的手工艺传统得以延续，免于灭绝的灾难。随着成衣高端化的发展，Lesage和Lemarié这样的手工作坊已经有80%的业务来自成衣，客户包括Dolce&Gabbana和Balanciaga等。高端成衣少了三次量体试衣的繁琐过程，却并不缺少亮片和羽毛，像Chanel“Métiers d'Art”这样定位介于成衣和定制服之间的系列，价格高昂，限量销售，已扮演起新时代定制服的角色，势必会为手工作坊带来更多的生意。 Lesage等七家工坊无疑是幸运的，但即便财力雄厚如Chanel，它不可能拯救所有困境中的供货商。目前，欧洲传统高级时装供货商所面临的难题，可以用“内忧外患”一词来形容。现在的年轻人无心继承家业，对生产面料、手工活都不感兴趣，同时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不再，导致市场对昂贵时装需求降低，是为内忧；来自东欧、印度、中国等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是为外患。传统时装生产者的集体衰败，早已是大势所趋，这在纽约的7th Avenue和伦敦的Savile Row上，也能可见一斑。
最后一批传统供货商 以下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1946年，巴黎有227位羽饰工人；到1960年，缩减为60人；如今，只有Lemarié一家工坊有区区数名专业羽饰工。至于刺绣业，上世纪20年代法国有多达2万名刺绣工人，如今已缩减至200人左右，相似的变迁发生在瑞士的刺绣之城圣加仑。在以手套闻名的法国中部小城圣朱尼安（Saint-Junien），半个世纪前曾有120名手套工人；今天，只剩下三人，在硕果仅存的Agnelle定制服手套工坊工作。 相比纯手工行业，为各大时装屋提供顶级面料的面料供应商规模较大、利润较高，但它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法国里昂地区的丝绸加工厂走过18世纪的辉煌，需要面对来自意大利科莫地区的竞争；而科莫地区的丝绸加工厂同样要迎接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挑战。据称，Louis Vuitton使用的面料中有六成来自日本。 供货商是这些作坊、工厂的统称，它们通常独立于时装屋。虽然Lesage等七家工坊已隶属Chanel名下，但它们仍能自由地接受订单，为其他时装屋、甚至私人顾客服务。像Chanel和Burberry这样的大公司当然拥有属于自己的服装加工厂，而John Galliano这样的小公司则要依靠其他制衣公司（由Les Jardins d'Avron负责生产其主线服装，IT Holding生产副线）把图纸上的草稿变成现实。 这些供货商分工明确，各有各的专长和领域。有些提供原材料（业内最上乘、最富创意的面料主要来自意大利和日本，Cerruti和Zegna均以出品面料起家）；有些提供制衣技术（纽约的Pat&Rose是Ralph Lauren和Marc Jacobs衬衣和长裤的御用生产者）；有些则提供细节修饰（刺绣、羽毛或鞋履，Chanel收购的工坊全属这一类）。或纯手工，或手动机械操作，或纯机械操作，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保证最高的质量，提供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时装。
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 意大利科莫湖区（Lake Como）风景优美，吸引大量游客；其实，过去100年以来，这里是意大利丝绸制造业的中心，有800家丝绸公司，去年共出品4400吨丝绸，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养蚕业于12世纪从中国传入西西里，其后一路北上，不过在二战后被迫中断；如今，意大利丝绸的原材料全部靠中国进口。制造一条领带需要100只茧，制作一件衬衣则要消耗630只茧。 几乎所有的大牌时装屋都依靠科莫出品的丝绸，丝绸是高级时装最常用的材料。印花是这里的强项，同一匹布上可以染多达54种颜色。百年老字号Mantero是Chanel丝巾的独家制造商，而Versace，Prada和Ralph Lauren也是它的客户；在同样出名的Ratti丝绸公司，印花技师在面料上手工绘花，它将被Dolce&Gabbana制成美仑美奂的晚装。 科莫的崛起意味着里昂的陨落。丝织业自16世纪就是这里的核心产业，但里昂现在的丝绸年产量比20世纪初减少了20倍。如今，里昂每年仍出产数量不多的高品质丝绸，专攻塔夫绸和公爵缎的Bucol于2000年被Hermès收购，欧洲最古老的丝绸厂家Bianchini-Férier为Chanel和Jean Paul Gaultier的定制服系列提供其享誉盛名的丝绸天鹅绒和织锦缎。 但远东地区才是法意丝织业的共同对手。因为在廉价丝绸上不敌中国，两地丝绸厂家只有致力于顶级面料市场才能得以生存，这就要求它们投入大笔资金进行新面料的研发。不过，像Prada和Jil Sander这样的时尚先行者，新面料通常只用一季，因此厂家不得不花费巨大成本。为了满足时尚界的需要，科莫地区的丝绸通过与人工合成面料混合，营造出了全新的质感；托斯卡尼地区的羊毛生产厂出品了只有一般羊毛重量一半的轻质羊毛。但他们的革新速度往往比不上日本，后者发明的超级硬纱是世界上最轻最薄的面料，效果堪比雾霭。
时装固然讲究设计，但质量的好坏同样举足轻重。我们每一季歌颂新的创意，对工艺的讨论却远远不够。《时代》杂志的时装编辑Kate Betts就曾撰文指出：“曾几何时，时尚媒体的关注点是面料，而不是发布会前排坐着哪些明星。现在的记者只会拼写Lindsay Lohan的名字，以前他们则必须知道每个著名面料制造厂的拼法——Ratti，Bucol，Gandini，Clerici，Guigou，Mantero和Abraham。”在它们消失之前（当然暂时还不可能），请记住它们的名字。正是这些面料供应商，用丝线编织着我们每个人的时装梦；正是这些刺绣工坊、珠宝工坊们，让我们的时装梦尽可能地美。没有这些“卫星”，“恒星”想转也转不了。
[THE BUND] MILAN: JIL,MIU,ET AL在一个局外人看来，米兰也许是四大时装周中最精彩的：时尚界半数以上的大牌都在这里做秀，Gucci的浅顶帽西服造型是高街上最时髦的打扮，Dolce&Gabbana的饰花晚礼服则能满足一个少女对时装的全部幻想。但对一个久经沙场的时装人来说，这两年的米兰时装周让你头疼，失望，困惑，甚至不屑一顾。当然这里从不乏品质精美的服装；缺乏的，往往是新意，是改变，是品位，是明确的潮流趋势，是有希望的明日之星。相较之下，纽约和伦敦都有更多的惊喜。 这种惊喜，可能来自于发现了一位设计天才、参与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时装秀，或者意识到你正身处一个重要的时尚时刻、见证了一场改变着装习惯的变革。这种惊喜你每季总能在巴黎感受一回，在那里，设计师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用新系列一争高下，尽其所能地为女性服务，其用意近乎是纯真的。而在米兰，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经济危机和新兴市场，CEO的声音盖过设计师的。季复一季，你看到相似的景况上演，而Miuccia Prada和Raf Simons简直是两个异类。就像是寂寞的英雄，他们的作品超越米兰，直接向巴黎叫板。 几年以来时装界已经习惯将米兰设计师分为两类，一类是Miuccia Prada，另一类是其他所有设计师。随后Raf Simons的到来打破了Prada独树一帜的局面，在他手中的Jil Sander有时和Prada并驾齐驱，有时则更胜一筹。本季，Simons以流苏为题，带来一个前后一致、高度精炼的系列，服装轮廓前所未有地窄而长，成衣的质量和世故让其余米兰时装相形见绌。在这里，流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参与进来成为服装结构的一部分：正面看是深V领长外套，背面则是流苏构成的浪漫纹路，肌肤若隐若现，走起路来一动一动，摇曳生姿。 如同上一季Prada的蕾丝和上上季Balenciaga的印花，Jil Sander的流苏在整个时装季结束之后会是所有潮流报告比将列出的一大流行点，在半年之后直接影响你的购物选择。这就是Simons作为一个时尚领导者所拥有的影响力，连同他在设计上的自由以及Jil Sander裁缝的非一般能力，这些都让米兰的其他设计师羡慕不已。 Dsquared2的Dean和Dan Carter显然不必在乎这种差距，他们安心地做着自己的翻版D&G，而Dolce&Gabbana无疑是野心勃勃的。近些年他们不断用大制作挑战自己的能力，想必在取得商业成功后，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肯定以满足作为设计者的虚荣心。本季所谓的“巴洛克睡裙”上半身是真丝镶边睡衣，下半身是六边形的锦缎裙，外套则有圆形或者如充气般撑起的假肩。同样急于证明自己的Christopher Bailey终于从对定制服面料的着迷中解脱出来，本季Burberry Prorsum的裙子和针织品有着雨后草地的色彩，风衣和外套在连续几年的复杂后返璞归真。 Gucci现任掌门人Frida Giannini以旅行为“灵感”（如果能称之为灵感的话），一系列狩猎装、蟒纹外套、印花长袍从形式到质量都更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度假系列。自上任以来，Giannini一季季地提醒我们她对男孩子气裤装和热带印花的情有独钟，这确实没什么不对，可是当你惊讶地发现Gucci的新系列和Zara上一季卖的衣服并无二致时，你不禁要问：莫非如今的Gucci只是面料更考究的Zara吗？它的奢华在哪里？ Gucci的尴尬正是现如今大牌的尴尬，这种尴尬，在米兰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Zara们步步紧逼，一方面消费者荷包羞涩，如果没有新意和改变，你如何诱惑他们在你身上心甘情愿地掏钱？Salvatore Ferragamo和Bottega Veneta的答案是以不变应万变推出基本款，以面料取胜；Marni的答案是继续采用圆点和色彩搭配，加强刺绣和水彩印花，抓住现有顾客；Roberto Cavalli的答案是暂时放弃皮草和动物印花，修护品牌形象；Versace的答案是紧跟时代步伐，推出年轻人喜爱的雕塑感钟形短裙和糖果色拉链长裙。但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衰退，没有谁有充分的准备。 Miuccia Prada大约在Tom Ford离开Gucci之际开始发力，连续多年她在革新之路上未曾停下脚步；本季，时尚界的领路人终于要歇一歇了。这个被她用“原始”一词来形容的新系列，就Prada标准而言创新不够，从褶皱的纸质面料到“脱掉一半”的裙子，都不能说是独创的想法。但即便是这样一个较弱的系列仍然是有趣和话题性十足的：原始人的概念解释了那些疑似半成品的露脐装和3/4裙，鱼和蟒皮的抽象印花，以及最后的金箔裙。而露出胸罩的铅笔裙造型又是极具意大利气质的，你可以感受到夏天的温度和女主人的热，她酥胸半露，可能衣服都已经被汗湿，但她的发型是一丝不苟的——万种风情，一如当年的Sophia Loren。 拜可恨的杀人高跟鞋所赐，至少两个女孩在Prada的发布会上摔倒。踉踉跄跄，谨慎而行，既是说紧张的模特，又是说困惑的米兰。如果Prada迷宫一般逶迤交错的秀场有地面上的鱼形标记悄悄为模特指路，又有谁来为米兰时尚指点迷津呢？ 这里的品牌风格普遍成形，奇怪的是，这些让品牌赖以成功的立足之本，如今却在拖它们的后腿。条纹和图案是Missoni和Pucci的根基，设计师绝不可背叛传统，否则品牌将失去现在全部的顾客，所以在这里从事设计好比戴着镣铐起舞，不能有大动作。Angela Missoni用和服袖作为新系列的突破口，略带绿色调的抽象图案着实迷人，有一款甚至模拟出皮革的质感。Matthew Williamson的告别之作一边是度假装的温柔色调和形状，一边是未来主义的肩膀和亮片，结果未免散漫。 面对Karl Lagerfeld和Giorgio Armani这样的权威，你能批评Fendi绷带模样的宽腰带滑稽可笑吗？看得出Lagerfeld最近两年对Fendi更加上心，反复试验圆形的形状和透明的运用，只是这次的不同材质层叠连身裙不那么吸引人。Armani冗长的发布会和不变的形象挑战着时装编辑的耐心和词汇量。如果这些似曾相识的透明薄纱裙无法打动你，你如何将之描绘得天花乱坠？ 意大利近年不缺设计师新人，但他们大多去了巴黎。6267背后的双人组Roberto Rimondi和Tommaso Aquilano有《Vogue》意大利版主编Franca Sozzanni一路护航，执掌Gianfranco Ferre后的首个系列成功地用荷叶边表现出Ferre时装的建筑感和戏剧感。他们在白衬衫上大做文章，不过羊腿袖的体积仍需商榷，而且有的修饰也显得多余。此外，Francesco Scognamiglio这个名字值得你的注意。他的这个以白色为主的系列并无革新之举，但一系列连身裤和花苞型连身裙有着媲美定制服的工艺，这对他这样的年轻设计师来说极为难能可贵。 所以，2009年春夏的米兰时装周再次浓缩在五天内结束。除了透明、厚底鞋、印花等长期统治时尚界的流行点外，色彩和对奇形怪状的探索仍未过时，而瘦长的轮廓、流苏、镂空、饰花、大项链、和服袖、睡裙也都有望成为新的趋势。不过，诚如时尚界的一条真理所说，“任何在米兰看起来正确的设计和趋势都将在巴黎得到证实或者遭到否定”——在巴黎面前，米兰不得不面对“既生瑜，何生亮”的难堪。
[BAZAAR] Q&A: MA KE7月3日，巴黎2008年秋冬高级时装周的最后一天，马可的第二个“无用”系列在巴黎小皇宫的露天花园中发布，“奢侈的清贫”是这个系列的主题。当42位身着“无用”最新作品的演出者缓缓登场，当悠扬的蒙古民歌响起，当织布工在古老纺纱车上织出第一匹棉布，来自中国的创意和手工艺以及其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以时装的形式悄然入侵“巴黎”。 “奢侈的清贫”与去年的“无用”处女作“土地”系列是一脉相承的，马可以劳动者的衣着为灵感，这些服装朴素而全无雕饰，与讲究奢华的大牌时装屋系列有着千差万别，却也有它们所欠缺的原始、素雅、舒适、便于运动、环保等品质。最新展出的全部衣服都由马可及其团队手工缝制，服装悉数采用棉麻丝毛四种天然材料，鞋则由回收材料制成，这体现出马可对劳动、手工艺、环保的重视与追求。 在马可看来，“当代的世界，奢侈已不再奢侈，却有清贫最为奢侈”。这一想法其实与高级时装的理念背道而驰：启发马可的是地层劳动人民，而高级时装从创始之初就以为贵夫人量体裁衣为目的，穷奢极侈、脱离现实才是这些人的诉求。因此，马可参加巴黎高级时装周，并不是为了加入定制服的圈子，而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站在高级时装的平台，在时装界的最高点，发出她的设计宣言，表达她的艺术观点。 虽然高级时装业在时装工业中份额日减，但凭借其尊贵地位和全手工特点，对设计师来说是展示其作品的最高平台。此外因为参加高级时装周的品牌较少，“无用”作为第一个亮相的中国品牌容易吸引更多的目光。也许谢锋的“吉芬”是第一个参加巴黎成衣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品牌，但“无用”在高级时装周上的亮相，对其发展和中国时装的发展同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且高级时装强调手工艺和艺术的特点也更能与马可的设计哲学产生共鸣。 “土地”系列的一鸣惊人让“无用”顺利地走入博物馆，在人们赞叹于那些有如出土文物般原始和原创的服装的同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人认为马可的设计只能用来“秀”而不是“穿”，但马可本人似乎对此并不介意。“‘无用’的创作，对于我，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将只听从心灵的声音，”马可说，“发展企业？出口产品？那些对我来说已不再是想要考虑的问题。” 在商业品牌“例外”上取得成功之后，“无用”满足了马可作为设计师、艺术家的创作欲望和责任心。“无用”关注的是服装的文化意义，实穿与否、盈利与否，不是她设计“无用”时思考的问题。正因如此，在他人眼中，马可与其说是个服装设计师，不如说是个时装哲学家。通过与导演贾樟柯、编舞家沈伟等人的合作，马可将她的发布会包装成艺术展览的形式，自此，时装被拔高到艺术的高度。 在采访中，马可也时常以艺术家自居，其对作品的阐述，对“清贫”含义的解释总有些抽象晦涩。但就是这样，马可作为一个严肃的、“有良心”的设计师的形象被逐步建立起来，她的理念、品位和威信，也日渐巩固。 纵观马可的设计生涯，毋庸置疑的是她的才华、她的原创性、她的与众不同，往往被人忽略的，是她的商业头脑和发展眼光。其实，马可深知宣传和包装的作用，也深谙品牌形象塑造的各中技巧。可以说，她不仅是个灵光横溢的设计师，也是个非常有头脑的生意人。 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设计师的作品比“无用”立意更高。在艺术的光环下，马可同国内其他设计师区别开来，让人相信她的品位和能力同样胜人一筹。“无用”的服装和演出方式话题性十足，让媒体竞相报道。另外，她极少公开露面或者当面接受采访，就像时装界著名的神秘人Martin Margiela，马可刻意营造设计师的神秘感和距离感，外界对她越有好奇心，她的品牌越是成功。 这次参加高级时装周，对马可、对“无用”、乃至“例外”来说，又是一次极好的宣传机会。当年Victor&Rolf闯荡巴黎，首先踏足的不是人才济济的成衣界，而是相对寂寥的高级时装界，一个“俄罗斯套娃”系列让他们一举成名。如今，他们早已远离赔钱的高级时装，踏上品牌发展之路。回头看，在高级时装上积累的经验和名气对他们现在帮助巨大。同样，“无用”在巴黎赢得的关注和掌声，都将有利于马可个人的声望，而最终得益的，终将是商业化的“例外”。
Q：作为中国第一位在高级时装周上开发布会的设计师，你认为这一经历对你个人和中国时装的发展有何意义？
A：我为中国人能出现在这个平台上感到自豪。我无法定义其对中国时装发展的意义，应该是众人在对“无用”创作的持续观察与思考中形成的吧。在我面对创作时，自己与国家都不是重点，真实地呈现最为本质的东西才是目标。
Q：你认为你的到来能为高级时装周带来什么？
A：“无用”的观念与思考。
Q：很多人认为你的时装适合展出而不是穿着，你在从事设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时装的抽象意义还是现实功能？
A：这世界上满足实际穿着功能的时装已经很多了，“无用”思考的是那些尚未得到满足的人类需求，例如情感的需求、精神的需求、传承的需求等。
Q：我们非常好奇“无用”的销售情况。
A：我自己穿，也赠送给我的朋友穿，但没有销售过。
Q：和其他设计师比，“无用”的立意非常高，你如何看待这一区别？
A：我仅是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不和其他人比较。当然，如果能有人加入这些意义的实践，我会更开心。
Q：最新系列的主题是“奢侈的清贫”，在奢侈品大行其道的年代，你提倡“反奢侈”，可否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A：我仅是表达我对“奢侈”的理解，在秀里面体现了很多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认为它们在当今社会中非常奢侈，“反奢侈”并非我设计的初衷。没有感觉高寒，我知道很多人与我有共识，只是我幸好有机会讲出来而已。
Q：荷兰的Victor&Rolf用定制服经历带给他们的名气为成衣品牌的发展铺路，你是否也想通过“无用”来促进“例外”的发展？
A：无法用商业化的思维来解读“无用”，我更愿意让时间来说明一切，不着急，慢慢来。
Q：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你非常出色，你如何给自己定位，你认为自己是世界一流的设计师吗？
A：我是一个在生活中修行的人，有幸同时还能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世界一流的是那些令我们由衷感动却永远叫不出名字的人。
[THE BUND] AU REVOIR SAINT LAURENT
任何在电视上见过晚年Yves Saint Laurent的人都不该惊讶于他的死讯。这是一个受罪的老人。每个发布会的最后，他需要靠模特的搀扶方能走完谢幕的十几米路。在生命的最后30年里，他离群索居，饱受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双重折磨，还他年轻时种下的孽。 以1970年为界，Saint Laurent前半生的积极创新和不断进化，在20世纪70年代的放纵中达到极致，其后缓慢而优雅地坠入保守和毁灭，最后止于2008年6月1日。 要说Saint Laurent的过世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在Valentino高调退休，《Lagerfeld Confidential》走红全球的日子里，提醒世人他才是最伟大的那一个。他的讣告第一时间登上《纽约时报》和《费加罗报》的头版头条，媒体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时装设计师之一”、“最后一位定制服设计大师”，如数家珍般列举他对现代女性衣橱的贡献：“吸烟装（黑色晚装西装）”、“长裤套装”、“狩猎外套”、“海军大衣”、“风衣”、“梯形轮廓礼服”、“郁金香线条半身裙”…… 这些缅怀的文字听起来言之凿凿。谁都说他改变了女装，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Saint Laurent的伟大其实是难以想象的。你需要出色的记忆力，你需要古今对比。看看50年代Dior、Balenciaga老照片里的淑女，再看看现在时装大片里的……“妓女”。在时装发展的长河中，Saint Laurent处在承前启下的位置，在他之后性感取代高贵成为时髦和美的标准。 并不是说Saint Laurent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流传的版本不同，他也许不是第一个推出透视装的设计师，更不是第一个让女性穿裤子的人。他的作用在于，在社会变革的年代（对法国来说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的时装让精英女性产生了穿裤子的欲望（Bianca Jagger和Catherine Deneuve婚礼上穿的都是裤装），而这必然对普通女性产生了影响，最终让裤子走进每个女性的衣橱。 作为品位上的权威，Saint Laurent起到了高端时尚改变女性穿衣习惯的鼓励和示范作用。在性解放的年代，他推出长裤套装，用垫肩西装武装女性。相比Courreges和Pierre Cardin的未来主义，Montana和Mugler的女战士风格，这些设计要温和得多，女性越容易接受，其影响力越大。 Saint Laurent早期的设计重在日装。海军大衣、Mondrian裙、狩猎外套、长裤套装的简单，使之受到大量的抄袭，这是它们能够影响普通女性着装的另一重要原因。如果说开设“左岸”成衣店时期的Saint Laurent试图撇清与定制服圈子的关系，到了70年代中期，他开始背离“左岸”精神，回归定制服的象牙塔，从1976年的俄罗斯系列开始，接着是西班牙，中国，再是Picasso，Monet，Van Gogh——Saint Laurent成了“艺术家”。 从当初的反叛者到后来的权威，从攻到守，每个伟人的发展都一样。当然这是有利有弊的：一方面，Saint Laurent后期的时装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另一方面，他在高级时装以外的影响力也止于此了。虽然俄罗斯系列的奢华和大胆的色彩组合后来成了80年代时装的缩影，但现在为人津津乐道的狩猎装、吸烟装全是1980年前的设计。当风格成型，Saint Laurent用后半生的时间完善，保留，重复——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在我接受时尚启蒙的世纪之交，时装界最闪亮的明星是Tom Ford，Galliano，McQueen。相比他们时装的节奏和煽动性，Saint Laurent的定制服象是另一个年代的作品，唯美，保守，过时。他的天才被自己的声望和完美主义拖了后腿，当然还有健康状况的束缚。但细看之下，Saint Laurent的每件作品都让人惊叹。至今我没有看过比他设计得更棒的刺绣外套：它的长度、肩部线条、领口设计、袖口大小、色彩组合无与伦比。“完美”，是评论家最常用来评价其后期服装的形容词。就像一位名媛说的：Saint Laurent的时装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只有当你穿上别家的衣服，你才会发现，别家的一切都不对劲。 回顾Saint Laurent的职业生涯，他的设计理念综合了Chanel和Balenciaga。象Chanel，他借鉴男装，模糊了性格的界限，增加了时装的平民感。象Balenciaga，他一门心思钻研制衣技术，完善剪裁、修饰、色彩、每个细节的完美。 在他称王的年代，每个设计师都梦想成为Saint Laurent，但Saint Laurent只有一个。在那个年代，在时装屋变成品牌之前，设计师是预言和支配潮流的圣贤、暴君，每一季的新轮廓、新下摆对女性而言是神谕，是圣旨，崇拜他意味着无条件地服从。在Saint Laurent之后，再没有设计师享有此等权威。 今天，在“后定制服”时代，我们不再有一统天下的时尚帝王，不再有一呼百应的时尚圣贤。相反，我们同时拥有这么多领军人，这不失为我们的幸运。Saint Laurent实极伟大，可我不觉得少了他，时尚在退步，我也不觉得以前的衣服比现在的好看。时装，在历史的进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化。它只会越变越好。 所以，Monsieur Saint Laurent，请安息吧。
[THE BUND] BIRTH OF AN "ICON"
如果她叫Laura Hollins，如果她不懂穿衣，如果她没有那个设计标语恤的好友，如果她只是安份地走台拍照、像别的模特一样，如果她不是英国人，Agyness Deyn多半不会红，《i-D》也不至于捧她。 如果《i-D》没有破天荒为她专门出一期特刊，如果这期特刊没有一下推出五款封面，如果封面上没写那莫名其妙的“icon（偶像）”一词，Agyness Deyn的红也许尚不至于遭人非议，《i-D》的公信力也不会被怀疑。 但事实上，在Deyn戴着“当红模特”、“最佳衣着”、“Kate Moss接班人”、“时尚新偶像”等诸多头衔被媒体介绍给大众的同时，她正受到一部分时尚中人的质疑和揶揄：好事者大肆挖苦她的真名和实际年龄，翻出她的陈年旧照，试图摘她的面具现她的原形；客观派则抱怨媒体的过分吹捧，认为出道才两年的Deyn根本配不上偶像称号。 确实，就Deyn今天的成就和影响力看来，她距偶像地位相差甚远。只是，若说Deyn配不上偶像称号，谁配得上？在年轻一代的模特中，答案显然是：没有人。Raquel Zimmermann十年磨一剑成为业内新天后，但她的名气仅局限于高端时尚，她是作为一个身体一张面孔在红，而不象超模是作为一个有名字有生活的人在红。 翻开最近的报纸，你看到的仍是90年代的老面孔：Naomi Campbell大闹希思罗机场，Kate Moss放话说要结婚，Gisele Bundchen穿热裤露屁股，Carla Bruni陪总统老公去了趟英国。伟大的90年代超模陪我们走过20年，如今依然占据着报纸的头条。问题是，即使能红到45岁、50岁，超模们还是要老的。所以，媒体是时候塑造一个新偶像了。 过去四年，模特市场供远大于求，每一季涌现的新面孔多如过江之鲫，你争我夺的结果必定是彼此削弱。各经纪公司大打宣传战，动辄“新生代超模”、 “下一站天后”，往往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Prada和Steven Meisel作为模特事业的推手，哪个新人只要稍得他们的垂青，即被认为潜力无限。但季复一季，通过开场和登封面而一步登天的成功模式已渐渐失灵。幸运如Catherine McNeil，去年甫一出道即被摄影师Mario Testino相中签定独家合约，不久登上《V》封面，标题写着“一个超模的诞生”。可一鸣惊人之后，McNeil的发展就也不过尔尔。或许，如今模特要大红不应只看长相；要冲出时尚界，做一个让不懂时尚的普通人记得住名字的“超”模，需要一些附加值。 眼看模特界后继无人，时尚媒体求贤若渴，而Agyness Deyn恰逢此时出现。不同于其他误打误撞入行的未成年模特，她捏造年龄、另取艺名，着实显得有备而来。与众不同的短发造型辨识度高，令人印象深刻，这成为她走红的基础；而她特殊的组团经历、复古朋克的穿衣风格、与当红T恤设计师Henry Holland的友谊等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加分筹码。老百姓可不管你拍过几套大片、拿下多少广告。相比默默耕耘、名字冗长、英文不行的东欧模特，Deyn有个性、有故事、有看点，因此编辑乐于写，媒体易于捧。何况她本身是英国人，她那爱时髦爱八卦的祖国人民，是特别擅长造星的。 感谢媒体的力挺，Agyness Deyn不到两年时间即完成了从一个渴望成名的平凡女孩到风尚标志的转变，她的成功证明了Andy Warhol“人人有机会做15分钟名人”理论的正确。这种走红，多少有点小人得志的意味。同样来自英国，天生模特相的Lily Donaldson和Lily Cole早几年出道却均未如此受捧，看来《i-D》这回果真是爱才心切了。至于在杂志上着急地封Deyn为“偶像”和“英国代言人”，难道是要将她打造成1966年的Twiggy吗？ 不能不说《i-D》用心良苦。倘若他日Agyness Deyn能将Twiggy的历史重演，该杂志公德无量；否则，就好象赶鸭子上架，媒体好心办坏事。可能英国人不知道拔苗助长的道理。另外，务必要提醒各位，Twiggy只红了四年。Agyness Deyn能红几年，咱们还得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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