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20世纪最后的时装大师，职业生涯从50年代横跨至今。现在，步入老年的他们正一个个告别我们，带走属于他们的光环和经验。大师之后，谁来挑起时尚的明天？“穿某人的鞋”在英语中喻意为新人继任，而大师留下的鞋，想必不太合脚。

        大师：退，还是不退？

       随着去年Valentino谢幕及Yves Saint Laurent辞世，现存时装大师的年龄问题再度为时尚界敲响警钟。不管Karl Lagerfeld承认自己几岁，他毕竟早就年过古稀，而Giorgio Armani也已经75岁了。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几大品牌必将见证一次重要的掌门人换血。

        穿着靴子死去

无论他究竟是76岁还是71岁，Karl Lagerfeld远未显露出创意上或精力上的衰退。在执掌Chanel的第26个年头，宝刀不老的他依然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亲自画每一张草图，以最快速度做每一个决定，监督试装，拍摄广告，出版新书，在巴黎和威尼斯举办发布会，面对媒体口若悬河。但现在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超人状态能保持多久？Lagerfeld还能为Chanel效力几年的时间？

无风不起浪。早在2002年，业内便传说Chanel正秘密物色有才之士，同时整理Lagerfeld多年的作品档案，以备不时之需。在过去两三年内，Chanel的时装秀一次比一次场面恢宏、令人难忘，隆重的程度不亚于回顾展或告别演出。与此同时，关于大师即将隐退的流言不胫而走。据称，Lagerfeld已决定不再与Chanel的拥有者Wertheimer家族续约，离任后将被Lanvin的设计师Alber Elbaz所取代。但前不久，在《纽约时报》时装评论员Cathy Horyn的询问下，Lagerfeld没有肯定这一说法。

“别提了。”Lagerfeld辟谣道，“我会穿着靴子死去（西方谚语，指工作时死去）。”

显然，Lagerfeld是要仿效Coco Chanel，后者活到了88岁，晚年未受疾病折磨，在新系列发布前两个礼拜的一天夜里，平静地死于她在丽兹酒店的家中，身旁有女仆作伴。在去世前的一个电视访问上，Chanel曾宣称Yves Saint Laurent为理想接班人，不过彼时Saint Laurent已拥有自己的时装屋，他的地位不允许其任职另一个品牌。结果，Chanel的设计大权落入一个叫Philippe Guibourge 的人手中，他的成绩可想而知。创始人去世后的整整12年里，Chanel出名的只有香水，直到1983年Lagerfeld接手。

如今，Chanel的未来则取决于Lagerfeld的健康状况以及Wertheimer家族的选择。该家族从1953年起完全拥有Chanel，他们相对传统和保守的管理方式令Chanel独立于其他奢侈品集团之外，至今仍未上市。而在Lagerfeld退休后，这一情况却有可能得到改变。据设计师本人透露，Chanel大老板Alain Wertheimer曾私下表示，考虑在Lagerfeld退休之后把Chanel卖了。“他不一定会真那样做，但我很高兴他能对我这么说。”Lagerfeld说。

        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1968年，Cristobal Balenciaga在事先未通知一人的情况下关闭时装屋，他的裁缝们直到第二天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丢了饭碗。时至今日，品牌背后的巨大商业利益却让这一幕不可能重演——在大师走后，时装屋仍将继续。因此，大师何时退休、如何找到称职的接班人、怎样应对过渡期，是摆放在品牌管理者面前的三个难题。

在Polo Ralph Lauren去年八月的年会上，不少股东在发言中指出Ralph Lauren已经69岁了。“你们有必要每次都提起我的年龄吗？”Lauren回应道，“我可没有水晶球，所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过我希望明年还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对现年75岁的Giorgio Armani来说，时间永远是他“最大的敌人”。和Lagerfeld一样，Armani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同的是，作为品牌的老板和唯一股东，他不单单需要为新系列操心。事实上，Armani的日常生活被无数的工作会议所覆盖，有酒店要开，有旗舰店要剪彩，有新香水要推出，你不禁怀疑他是否有空闲考虑退休的问题。

“你问我可曾考虑过退休？”Armani说，“我想是的。有些早晨，我会想，那就这样吧！我要去度假，去航海，去乡村，去遛狗，去收集毕加索的名画。但这就意味着我生命的终结，因为工作才是我的生命。没有工作的话，我的人生会陷入空虚。那时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肯定不会和老年人一起旅行，只有年轻人才能刺激我。是他们让我保持与世界接轨，一直走到今天。”

对时装设计师而言，一旦与时代脱轨，他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1990年代，Missoni的女当家Rosita Missoni在驰骋时装界30余年后逐渐对时尚失去了兴趣，最终于1998年让女儿Angela接管品牌。“那时的我仿佛失去了触角。”Rosita Missoni回忆道，“甚至连看时装杂志都成了负担。你必须在年轻、充满激情的时候从事设计，否则时尚于你只是枯燥的商业操作。”

“不过，总有一天公司将不属于我们。”去年刚满50岁的Angela Missoni说，“我至今仍不知道我的孩子中有哪个愿意入主家族企业。我总是问自己还能工作多久，当然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幸运，但这份工作的压力太大了，我还是想把多一点的时间留给自己。”

        后继无人的问题

同样是家族企业的Versace，也曾一度陷入后继无人的恐慌。1997年，Gianni Versace在迈阿密被意外枪杀，一年之后，他的妹妹Donatella接过设计大权，当时她42岁。“每个人都盯着我，希望我能变成Gianni，但这怎么可能呢？”Versace回忆道。“他们会指着我的作品说，‘如果Gianni在世的话，他会设计这些衣服吗？’我感到困惑和无助，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

        此后八年，Gianni成了她的梦魇。季复一季，Donatella Versace交出让人失望的答卷，当Gucci式的性感大受欢迎，Versace式的性感却沦为过时的代名词。直到2006年，似乎一夜之间，Versace变了。发布会上出现了更大比例的日装，俗气的色彩组合被醒目的一色款取代，此外，Gianni Versace最著名的巴洛克印花不见了。“我必须做出这样的改变。”Versace解释说，“只要我做印花，就总有人拿我同Gianni做比较。”

        Versace的蜕变还归功于两位设计顾问的加盟——英国生力军Christopher Kane和俄罗斯人Alexandre Plokhov。2006年，Kane的圣马丁毕业作吸引到Versace的注意，因为“Christopher让我想起年轻时的Gianni。”Versace说。反复协商后，两人达成一项协议：Versace向Kane赞助面料，资助他举办个人发布会，作为回报，Kane负责Versace的女装设计，男装则由Plokhov负责。 业界普遍认为，Versace此举正是为退休做准备。

    “我故意不给Alexandre太多曝光，因为我不希望他被别人抢走。”Versace说。

    虽然时装屋向来人才济济，但许多时装大师都没有栽培接班人的习惯，这才在交接班时期吃了大亏。而66岁的Rei Kawakubo是一个例外。从1992年起，她先后为助手Junya Watanabe、Tao Kurihara和Fumito Ganryu设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牌。这些年轻品牌相互独立，但共存在同一把大伞下——Comme des Garcons。

    Kawakubo表示，让Watanabe拥有个人品牌不是为了培养门徒，也不是为了进行品牌扩张。“我只是觉得他很才华。”Kawakubo说。“等我退休后，Comme des Garcons这个牌子会随之终结，但公司将继续下去。”

        继任者：变，还是不变？

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这批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设计师身处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市场的不景气，老板的不信任，评论家的不支持，都会令他们陷入困境。而且，他们永远无法避免和前辈之间的比较，最要命的是，几乎在每一场较量中，总是他们先败下阵来。

        天降大任于斯人

1957年，处于事业巅峰期的Christian Dior在赴意大利度假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21岁的工作室助手Yves Saint Laurent临危受命，用一个系列就征服了巴黎，征服了时装界。《纽约先驱论坛报》时装编辑Eugenia Sheppard在发布会翌日的报纸中写道：“这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Dior系列。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都在流泪……整个巴黎都会因Dior后继有人而睡得更香。”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Saint Laurent的成功部分来自于他惊人的好运气。1950年代的人将对Dior的喜爱自然地转移到对Saint Laurent的喜爱上去，1980年代的人却对Lagerfeld的德国血统嗤之以鼻，认为他没有资格胜任Chanel这一法兰西优雅的代表。上世纪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传统时装屋都经历了不止一轮的设计师换血，但没有谁一经上任便得到百分之百的肯定。

就拿Saint Laurent来说，虽然他本人顺利继承了Dior的衣钵，可他一手创立的时装屋却让象Tom Ford和Alber Elbaz这样的明星设计师栽了跟头。Elbaz是第一个接手YSL的人。作为大师钦点的接班人，他仅仅推出了三个系列，还未树立起声望就在2000年被野心勃勃的Ford所取代。Ford对如何发展YSL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的四年任期内，Ford成功地将这家略显沉闷的时装屋重新带回镁光灯下，但“9/11”事件引发的经济滑坡影响了他在商业上的发挥，而且业内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批评，认为他的设计让YSL过度Gucci化。

穿大师的鞋本非易事，穿Saint Laurent的鞋更是困难重重。Elbaz在离开YSL后沉寂过一段时间，如今却在老牌Lanvin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相比Saint Laurent带给他的压力，Lanvin给予他相当大的创作空间，一方面Jeanne Lanvin过世已久，何况其成就和影响力也远不及Saint Laurent。回首往事，Elbaz这样形容他的老东家：

“它是时装屋，又不是时装屋。它像一个家，而我则是上门女婿。Saint Laurent先生把他的‘女儿’嫁了给我，让我负责成衣。现在我离了婚，人们才说，‘噢，他原来很棒！’”

因为Saint Laurent是20世纪下半页最伟大的设计师，因为他深受爱戴，因为他的设计早已被神化，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YSL。于是继任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比较，一不小心便会出错。只要你的肩部线条不合格，或是使用了不恰当的用色，批评声就会不绝于耳。2004年，Ford和Gucci集团分道扬镳，此后，意大利人Stefano Pilati成了YSL的新当家。对几经周折的YSL来说，Pilati会是那个对的人吗？

        在大师的阴影下

Pilati来自Miu Miu，2000年他离开米兰转投Ford掌舵下的YSL。一年中的大多时间，Ford都在伦敦生活，作为助手的Pilati却在巴黎接受YSL每个员工的审视，包括前台小姐。“他们统统讨厌Tom，却总爱和我说Saint Laurent的事，告诉我他以前是怎么做的。”Pilati说。

甫一上任，Pilati便意识到未来将充满坎坷。“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会在多方面受到攻击，因为我是意大利人，因为我没有什么名气，因为Hedi比我优秀，Alber比我优秀，Tom比我优秀……第一天我就知道。”Pilati说。接替Saint Laurent，意味着他将无法避免被观众拿来与前辈做比较。世人永远相信大师是不可超越的，何况有时连Pilati本人都这样想。“Saint Laurent创造了一切。我去时装屋的资料库参观，发现我能想到的任何点子都早就被他用过了，这种感觉相当可怕。”

时尚界向来对新人毫不客气，Frida Giannini的Gucci处女作——气泡肩外套，印花雪纺裙——曾让评论界惊呼“可怕”和“灾难”。“Tom Ford时期的Gucci是欲望的象征，可它现在却是如此保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买家说。

2005年春夏，Pilati的首个系列——波尔卡圆点，宽腰带，郁金香裙——被时装编辑们形容为“做作”和“老气”，而Saint Laurent的时装理应是体现女性权力和自由的。“这是最让我生气的，我失去了Saint Laurent时装的动感！我设计的衣服让女人看上去尤其脆弱，这不是我要的效果！”Pilati无奈地说。

在Elbaz看来，Saint Laurent时装的精髓是十全十美，但为了与时俱进，后人的设计必须带有一种刻意的不完美，例如把12件经典连身裙改造成12件男式衬衣。“（我的设计）是太过Saint Laurent了，还是不够Saint Laurent呢？这是YSL继任者的吊诡。”Elbaz指出。他的理论对其它时装屋同样适用。

接替Alessandra Facchinetti掌管Valentino的设计师组合Maria Grazia Chiuri和Pier Paolo Piccioli，首个系列是对Valentino的致敬之作，因为全无新意可言，被媒体批评为“缺乏原创性……如若只是重复过去，Valentino根本没必要退休。”一季之后，Chiuri和Piccioli反其道而行之，推出对Valentino来说过于性感的蕾丝迷你裙，同时避免了色彩的运用。这次尝试仍未服众。《纽约时报》的Cathy Horyn评论道：“Chiuri和Piccioli本身是配饰设计师，在他们的新系列里，我依然看不到他们作为时装设计师的能力。”

是太过Valentino，还是不够Valentino，Chiuri和Piccioli将在之后的系列里一遍遍地思考这个问题。

        走自己的路

今天，不会有人质疑Lagerfeld在Chanel的地位。谁又记得，《女装日报》曾经刊登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人能取代Coco Chanel，连凯撒Karl也不行。人们根本不该做这样毫无意义的尝试。”那是1983年，Lagerfeld初到Chanel之时。如同现在的Pilati、Chiuri和Piccioli，当时的Lagerfeld也遭遇过“是太过Chanel，还是不够Chanel”的两难。据说曾有好事者搬出Chanel本人的原作，从各个细节对照Lagerfeld的版本，结果，从颜色到品质，从外套的比例到袖口的大小，均是Lagerfeld败下阵来。

26年后，Lagerfeld却用实际行动让人把对他的怀疑忘得一干二净。他是怎么做到的？凭借对Chanel的了解以及对时代脉搏的超强把握力，Lagerfeld在保持Chanel风格的同时，不断加入新鲜元素，让观众永不厌倦。他的灵感可能是Chanel的一张旧相片，也可以是Amy Winehouse或交响乐这样与Chanel不沾边的人和东西，而经典的Chanel外套是每个系列的根基。Lagerfeld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Coco：标志性的着装，满身的首饰，数不清的刻薄言论，像极了老年的Chanel。

可见，以Pilati为代表的年轻继任者除了需要才华和能力，还需要时间。时间能让他们日益了解时装屋的DNA，不断接近品牌风格与个人趣味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时间能让他们证明自己，扫除外界质疑。2007年秋冬，时间终于在Pilati的身上起了作用。他的宽肩西装和阔腿裤造型被《纽约时报》的Horyn评为“再现了Saint Laurent的左岸精神”，同时亦掀起一股潮流，影响了包括Marc Jacobs在内的设计师。

Louis Vuitton在招来Jacobs任创意总监前不含时装业务，因此Jacobs没有继承大师的压力。John Galliano在Dior的前任是Gianfranco Ferre，后者在Dior的任期不算成功，而Galliano的设计风格在去Dior前即以成型，所以相对远离大师的阴影。在Galliano和Jacobs纷纷取得成功后，一部分继任者开始拒绝循规蹈矩，大胆走自己的路。他们中有继任Balenciaga的Nicolas Ghesquiere，继任Ferre的Tommaso Aquilano和Roberto Rimondi，继任Nina Ricci的Olivier Theyskens等。

在20世纪的时装大师集体谢幕之后，谁将成为新的大师？答案将在25年后揭晓。问题是，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坚持这么久。Lagerfeld对此存有疑虑。“时代不同了。”他说，“我来自石器时代，我们那代人每天要在工作室待20小时之久，经历严格的磨练，现在再也没有人会这么做了，因为是违法的。”

在Ghesquiere看来，他这一代的设计师需要有极强的抗压性和应变能力。Dior和Balenciaga能用一年时间研发一个新廓形，他们的接班人则每年至少有8个系列需要操心。“Balenciaga的历史能追溯到1937年，对我来说，我当然希望它能继续下去。现在的我非常安定，也非常热爱这份工作。”Ghesquiere说。他表示自己有信心坚持到25年后的明天。